《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刊有周吉宜整理的《1949年周作人日记》。1949年1月底，周作人被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保释出来，28日抵达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的福德里尤炳圻家。笔者注意到这一年的日记中，频繁出现作家施蛰存的名字：
    4月21日记，“施蛰存来，嘱写字，并赠所译书三册”。
    4月26日记，“上午……施蛰存来”。
    4月28日记，“又往其美路访施蛰存，均不值，留交施君嘱写之件。”
    6月22日记，“上午施蛰存来。”
    7月14日记，“下午访施蛰存”。
    7月30日记，“上午……蛰存来约晚餐……洗浴。六时同平白至新绿村施宅饭，来者有周煦良、仲廉，九时半以车送回。”
    8月7日记，“下午寄小峰……蛰存……各信。”
    9月4日记，“下午寄蛰存信”。
    9月18日记，“寄蛰存信”。
    9月26日记，“得蛰存信”。
    施蛰存自1932年开始与周作人有通信，“不少通信在抗战时都在松江毁于战火”，幸好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收录了周作人自1932至1935年间给施蛰存的信九通。施蛰存1996年在《文汇报•圆明园》上发表了《知堂书简三通》，公布了自抗战胜利至解放后劫后仅存的周作人给他的三封信。公布的第一封信，就是周作人1949年日记中提到的8月7日下午寄的那封信。这封信中有三点信息，一是周作人感慨“上海居大不易”，二是提到自己与尤炳圻“大抵在九日出发”，三是告诉施蛰存以后写信请寄八道湾十一号，“但请写小儿丰一之名可也”。另外两封信，写于1960年代初。
    实际上，周作人信中提到的，从上海回北平的出发时间是不确的。根据最新公布的日记可知，1949年8月9日，“上午五时同平白至虬江路候买车票，不得，八时半回来”，8月10日，“八时后同平白往虬江路候买车票，编号后回来，由平白派其长子锡骐彻夜守候”，8月11日，“上午五时同平白往虬江路候，盖戳又编号，八时顷先回，九时半又去。凭编号照片买北平二等票，三万六百廿元，取得收据，十时半回来”，12日“收拾行李”，下午“二时同平白出发，亢德、廷义送至路口”，“五点五十分火车开行，各有座位，夜未能睡”，13日“上午九时后至安徽嘉山县，有警戒报，停车，直至下午四时行。至蚌埠已晚，见淮水未退，铁路两旁已成泽国。雨甚大，车顶露，不能坐，改换头等，加付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元，得以安卧”，14日“上午抵山东境，食西瓜甚佳。下午八时至天津，十一时半到北平”。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的这次北平执行，从买票到旅途中，颇费周折，历经艰苦。
    另外，4月21日记中提到的，“施蛰存来，嘱写字，并赠所译书三册”， 据上海鸿海2009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可知，这译书指的是1932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平装三册，署名“周作人编译”。
    周作人1949年日记的公布，既可以为沈建中编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和张铁荣老师编的《周作人年谱长编》等提供新的资料，也可以为我们梳理1949年周作人与其他作家的交游史提供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