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看王素笺注的《唐长孺诗词集》（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史学大家从事新文学翻译的并不多，唐先生可谓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据唐长孺弟子王素先生的引述，唐长孺先生前后翻译过的作品有：赛珍珠的《大地》《分家》《东风·西风》，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奥尼尔的《月明之夜》，以及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葛蕾勃尔的《新中国》等。作为一位史学大家，唐先生被后世关注更多的是其史学成就，早期的翻译行为则不太为人所知。王素先生笺注的《唐长孺诗词集》不仅从诗词的角度给唐先生做了一个别样的自传，而且对唐先生早期翻译所做的史料搜集作出了贡献。
    唐长孺先生是江苏吴江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之后辗转中学任教。其从事翻译工作，与早期在“嘉业堂”读书有关。据冻国栋先生《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引述，唐先生在“嘉业堂”“常览者有三：一为中国古典文学；二为‘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三为17世纪以降西洋之文学名著”。由此看来，唐先生之从事翻译，虽有生活的压力，自家兴趣也不可无视。柳义南先生在《忆唐长孺教授》中说，唐先生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任教时，“用有闲时间译了一本书名《爱国者》的小说，不用己名，用他妹妹唐齐（露葵）的名字去投稿。书出版后，出版社通知他妹妹去领稿费，弄得大家都愕然”。
    但王先生所述唐长孺的翻译中，对赛珍珠《大地》的指认似乎有待商榷。赛珍珠《大地》的“由稚吾”译本，被王素先生认为是唐长孺先生以笔名翻译的作品。王先生还曾就署名问题专程探询唐长孺哲嗣唐刚卯先生，刚卯先生亦未确切，只说“他在翻译赛珍珠的《大地》时所用的是我一位姑母的名字，据说寄稿酬时，收款人是我的姑母，曾为笑谈”。对此，王素先生亦认为“正误亦参半焉”。王素先生推断，《大地》署名“由稚吾”的缘由，盖因为“领取稿酬者为唐齐，盖‘吾’即指其妹，‘由幼稚之吾’译述，由幼稚之妹领取稿酬，亦甚匹配也”。
    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和比对，笔者认为，唐长孺先生没有翻译过《大地》，“由稚吾”并不是唐长孺笔名，而是实有其人。由于由稚吾和唐长孺的译本都有译者序言，我们可以对比“由稚吾”与唐长孺的译序，看二者之间有无风格和表述上的区别。
    对比“由稚吾”和唐长孺的译序，首先是二者在赛珍珠名字的翻译上不一致。“由稚吾”的《大地》译序称赛珍珠为“巴克夫人”；唐长孺在《东风·西风》和《分家》中称赛珍珠为“白克夫人”。称呼上的不同反映出译者的翻译习惯有别。其次是语言表述风格上的差异。“由稚吾”在谈到赛珍珠的父亲时，用的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一个传教士”这样的称呼，语含批评；唐长孺则认为赛珍珠的父亲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在20世纪上半期，汉语语言中的帝国主义一词，基本是作为侵略的代名词而存在的，称赛珍珠的父亲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显然不是正面意义上的表述。反之，唐长孺用的“热心”一词则显示出他相对认同赛珍珠父亲的传教行为。如果说在赛珍珠名字翻译上的“巴克”和“白克”之别，是语言翻译的习惯问题，那么对赛珍珠父亲的传教以及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的看法，则凸显出译者对西方传教士的认可度和国人不同的民族观，这么大的反差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显然难以解释。第三，在对所译作品的评价上，“由稚吾”持批评态度，他直指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强：“平心而论，像这样一部作品，在纯艺术的观点上，不应当能博得这样的虚名。”而《大地》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为赛珍珠把中国丑陋的一面暴露给了外国人。也正因此，“由稚吾”对《大地》的翻译，并非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采取了节译的方式，事实上成为一个“洁本”。唐长孺的译本对小说的艺术上的评价不多，但寥寥数语，也能显示出译者的爱憎。如对赛珍珠的评价，说“她是专以中国社会状况为写作题材的一位美国作家，而尤以描写农村灾象致深刻动人为人所称道”；对《大地》三部曲，认为“反映着中华民族由古老帝国，经过军阀割据而抵达现代中国的三个不同阶段……可以当它做纯文艺小说读，也可以当它做错综复杂的社会史来读”；对《东风·西风》，唐长孺没有像“由稚吾”那样指责赛珍珠暴露了中国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相反，他从正面指出，赛珍珠的小说使外国人知道“中国人坚毅朴实的性格，使他们知道中国人宁静自足的心境”。
    可见，“由稚吾”翻译的《大地》与唐长孺翻译的《分家》和《东风·西风》在翻译的习惯和批评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评价上，二人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由稚吾”的激进显示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唐长孺的认同性评价则体现出他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温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