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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隐士，大多追求远离人寰。试看《高士传》的记载，接舆隐在峨眉山，高恢隐在华阴山，善卷则“入深山，莫知其处”，都是躲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唐人刘长卿《送上人》诗云：“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意即沃洲山离人寰太近，不是隐居的好处所。若按这个标准，北宋的林逋真是隐士中的另类。林逋中年归隐杭州，在西湖孤山结庐而居。当时的孤山虽然不像如今这般游客如云，但距离杭州城仅一箭之遥，岂止“时人已知处”，真是“结庐在人境”。林逋的生活也不像古代隐士那样简朴清苦。有些古代隐士连住房都没有，巢父“以树为巢”，台佟“凿穴而居”，简直过着野人的生活。林逋则不然。他在西湖边上有一座不错的小庄园：“湖上山林画不如，霜天时候属园庐。梯斜晚树收红柿，筒直寒流得白鱼。石上琴尊苔野净，篱阴鸡犬竹丛疏。一关兼是和云掩，敢道门无卿相车。”（《杂兴》）他似乎亲自在园子里种点蔬菜：“春阴入荷锄。”（《小隐自题》）还曾采摘园蔬招待来访的范仲淹：“离尊聊为摘园蔬。”（《送范寺丞》）但林逋诗中从未写到耕地种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朝廷曾多次“诏赐粟帛”。林逋去世后，朝廷一次性“赐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匹”。杭州的地方长官也常到他家看望，知州王随甚至捐出俸禄帮他修理房屋。所以林逋基本上衣食无忧，闲时便种梅养鹤以自娱。因其终生未娶，后人称他“梅妻鹤子”。林逋不但写了传诵千古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还屡次对梅花吟诗传情，像“一味清新无我爱，十分孤静与伊愁。任教月老须微见，却为春寒得少留”（《梅花》）这样的句子，深情缱绻，即使赠给一位女子也未尝不可。林逋养鹤的故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中有记载：“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他还为其中一只鹤取名“鸣皋”，有诗云：“一唳便惊寥泬破，亦无闲意到青云。”（《鸣皋》）当他外出散步时，鹤就像孩子一样随之同行：“瘦鹤独随行药后。”（《林间石》）可见“梅妻鹤子”的传说，事出有因。林逋还养了一头鹿，取名“呦呦”（《呦呦》）。林逋也养有猫、犬，也许因猫、犬不如鹤、鹿之文雅，诗人没为它们取名，但曾亲自钓鱼饲猫，且安慰它不逮老鼠也没关系：“纤钩时得小溪鱼，饱卧花阴兴有馀。自是鼠嫌贫不到，莫惭尸素在吾庐。”（《猫儿》）当他外出晚归时，那条犬就出门迎候：“犬闻人语出柴扉。”（《秋日湖西晚归舟中书事》）总之，林逋的隐居生活相当愉快，这是大宋王朝太平盛世的特有景象。 那么，与古代那些遁迹山林、与鸟兽为伍的隐士相比，林逋也算是真的隐士吗？朱熹曾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朱子语类》），林逋符合朱熹提出的标准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林逋的同时代人也是如此认定的。林逋隐居孤山，虽与“钱塘自古繁华”（柳永《望海潮》）的杭州城近在咫尺，但他二十年不入城市。林逋隐居后名动朝野，地方长官数次向朝廷保荐，但他拒不出仕。朱熹表彰陶渊明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子语类》）林逋虽然不像陶渊明那样躬耕陇亩，但他对于官职则是“真个能不要”。唐人卢藏用初隐终南山，不久应诏入朝，从此在官场里度过一生，那是假隐士。林逋隐居孤山，终老于斯，这是真隐士。林逋死前自造墓室，作《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这是林逋的绝笔诗，颇见其志。前二句说生前与湖上青山相对，死后与数竿修竹为伴，生生死死都在红尘不到的清幽环境中。后二句自喜平生所作诗文，皆与功名政治无关，不像汉人司马相如那样热衷功名，谄媚君主，临终时还将一卷“封禅书”托给其妻，以待朝廷之访求。林逋的主要生活年代是宋真宗朝，真宗曾封禅泰山，又使人伪造天书。此诗不但是对朝廷乌烟瘴气的批判，也是对自身清高人格的赞美。林逋生前，范仲淹曾慕名往访，盛赞其道德：“莫道隐君同德少，尊前长揖圣贤清。”（《和沈书记同访林处士》）林逋卒后，苏轼盛赞其人品：“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书林逋诗后》）范、苏等人出仕朝廷，风节凛然；林逋隐居江湖，不辱其志，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为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建构作出贡献。宋人对士人品格的要求注重出处大节，所以公认林逋是真正的隐士。 林逋与陶渊明，分别生于治世与乱世，平生举止颇有不同。但是孟子说得好：“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其实林逋的人生态度相当接近陶渊明，要是易地而处，林逋就是东晋的陶渊明，陶渊明就是北宋的林逋，两人的出处大节基本相同。“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的陶渊明是真隐士，“梅妻鹤子”的林逋也是真隐士，苏轼对陶渊明与林逋同样表示崇高的敬意，真是目光如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