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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专使额尔金在清方的一再请求下，也认为英国公使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并非上策。他于1858年10月30日致函桂良，宣称若《天津条约》能得到严格的遵守，若英国公使次年至北京换约能得到适当的接待，他将提请英国政府考虑，英国公使不常驻北京，而是定期或有事随时前往北京。额尔金的答复距咸丰帝的期望十分遥远，他只是提出了须得到本国政府认可的个人意见，而且也封绝了桂良的口，即不得再议修改条约。桂良在咸丰帝的严旨催令下，于11月15日上奏，含混其词，“驻京一节，说至再三，方肯不长行居住”。桂良并没有说明额尔金的先决条件，也没有将额尔金的信件上呈。咸丰帝对此仍是十分不满，谕旨中称：“若仍准其随时往来，岂能日久相安？”并让桂良明确告诉英、法使节：“若至天津，我兵即先开炮。”  桂良  额尔金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咸丰帝一直在发怒，不停地要求桂良消弭“四事”。桂良并没有与英国等国商议更改条约，而是不停地在笔墨上与咸丰帝周旋。“公使驻京”消弭后，咸丰帝的要求改为消除公使“随时进京”，又随着英、法公使进京换约期限的临近，咸丰帝的要求又变为在上海换约。尽管桂良此期不停地挨骂，但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咸丰帝色厉内荏，已经退缩。1859年1月29日，咸丰帝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头衔也从“管理五口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3月19日，桂良终于将额尔金的条件和盘托出。 咸丰帝见此底牌，只得再让步，同意英、法使节进京，但提出条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他还要求桂良尽可能在上海换约。而4月22日桂良奏请将《天津条约》的批准文本发下，以便新任英、法公使到上海时可以在上海互换；咸丰帝却宣布：“如‘四事’说明，另立专条，该夷肯在上海换约，即迅速驰奏，再将条约发去。”直到此时，他仍没有放弃修改《天津条约》。 1859年6月6日，英国公使卜鲁斯(F.W.A.Bruce)到达上海，7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到达上海。英、法使节坚持进京换约，拒绝与桂良会晤。15日，英、法公使乘船北上。25日，英、法使节强入大沽，战事重起。  大沽口炮台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