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八大山人法帖  《唐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及启功跋  唐尉迟敬德墓志盖（飞白书）  宋蔡京书“面壁之塔”  宋英光堂帖 2017年年底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办 “启功旧藏金石碑帖展”，媒体用“启先生的宝贝”来形容这些跟了他几十年的碑帖。 启先生生前，他在碑帖研究方面的造诣为鉴定家、古典文学学者、书画家等头衔所掩，只有文博界少数与他交往的人士才知道，当年徐邦达把自己的弟子王连起送到启功那里，就是要弟子向启先生学习碑帖鉴定。 启功与古代碑帖打交道，最早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1981年版 《启功丛稿》 (中华书局)收录的论文中谈碑帖的文字，采用的例证多与碑帖有关，可见他对中国古代碑帖之熟稔程度。1960年代至1980年代发表的 《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 《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 《说 “千字文”》等谈碑帖的文章，既是他研究的趣向，也是他利用碑帖资料从事研究的直接证据。他在 《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里说：碑帖资料有助于不同版本的校勘，有助于补充集外诗文资料，有助于历史人物史实的考证，有助于艺术史的深入研究。黄苗子曾将启功的碑帖研究内容概括为 “从碑帖的流传经过，某碑到某一朝代后缺某字，其后又缺某字，翻刻、伪造本与真本的区别”，大致勾勒出启功碑帖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路径，着眼于碑帖的正本清源以及流传过程中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 碑帖研究除了历代留下来的文献，无法跳过最关键的实物，这大概是启功收集碑帖的真正原因。他的碑帖收藏与古董家追名射利的收藏不同，重在碑帖在研究环节中的作用。循着这个线索去看启功的碑帖收藏，似乎每一张拓片背后都有说不尽的故事。 启先生收藏的 《清八大山人法帖》，是传世仅见的孤本。其中的 《爱梅述》《酒德颂》 《瓮颂》带有黄庭坚的痕迹，属于八大早期书作，与后来成熟的八大体不同，而 《邵陵七夕文》诗则已见八大体的规模。在当时的古玩界，像 《清八大山人法帖》那样的墨拓无人重视，启功不抱成见，从研究艺术史的角度看出它的价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八大学”兴起后，这部法帖被多位学者看好，再加黄苗子、王方宇的考证，这部法帖更扬名艺术界，其中的书迹图片屡屡被揭载于书刊，孤本一跃成为人们熟知的八大经典书迹。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启功对于米芾的偏爱，他尽自己最大努力，收集各种能收集到的米芾碑帖。 《淮山避暑杂咏残石》是传世少见的一件米书拓本。启功在标题旁随手记下 “李孟东兄所赠。原石未知在何处？今更不知已毁否？四诗俱不见 《英光集》，亦不见 《山林集拾遗》。”看来，因为是失载的米芾诗作，拓本才受到启功的重视。 《清八大山人法帖》与 《米芾淮山避暑杂咏残石》这两个拓本，都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碑帖鉴定家李孟东。李孟东 (1913一？)河北衡水人，号癖砚叟。学徒出身,曾在琉璃厂东街开设“二孟斋”古玩店，与刘九庵、苏庚春、王大山并称为 “琉璃厂四大鉴定家”。公私合营后进入北京工艺品公司,其后在北京文物商店工作，是北京市文物局鉴定组成员，书法以章草著称。启先生《题李孟东先生所赠八大山人法帖》对李孟东有这样的评价： “勤于求问，故多识碑帖石墨及历史书画文物。” （见《启功全集》第5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月版) 同名碑帖，他会注意收集不同的本子。即便是世人不太重视的拓本，他也给予留意。展品中颇多这一类型的碑帖，启功通过他手里掌握的碑帖资料，结合文献记载作比较，往往能够发现一些问题。 以米芾 《宋群玉堂米帖》为例，有民国时期昌艺社影印的宋拓本、蒋光煦清中期的重刻本。影印的宋拓本 《宋群玉堂米帖》中，启功1943年在上面题写了两段跋语。 《英光堂帖》也收了两种，上海徐渭仁的重刻本与蒋光煦的重刻本。蒋刻《英光堂残帖》，有1941年的批注：“端字摹失，浑下厚字当为宋帖原损，非蒋摹之失也。 《鹤铭》标题之宝字,《放生池》碑标题颜字皆此一例。三行小字左点亦缺。”又， “《书史》云：‘右军古凤池紫石砚，苏子瞻以四十千置。’ 《往此帖》云 ‘公家凤池知’，是与长公之札也。末云 ‘问九哥可知’，其指涪翁耶？” 展品中有一件 《唐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书者无考。因为书势与米芾相仿，引起启功注意。1944年一跋写道：“右唐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沙门復珪撰文，不著书人，或亦珪笔。天真烂漫，寓古淡于遒媚，足以上通山阴，下开米老，结体妙有三分不妥处，而疏隽之趣正在其中，方之他刻，惟唐碑 《温泉铭》合与同参耳。甲申九月元白居士启功记于简靖堂。” 如果把相关的碑拓串连起来看，会发现启功的视野，上下左右，个体与时风，都包括在内了。不过启功虽然对米字偏爱有加，自己写字不涉米字一笔。 不过，在启先生的藏拓中，研究兼带学书的例子也有一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启功为 “壮骨”，对柳公权倾力独多，用心有加。他曾临写1965年所得柳氏的 《玄秘塔碑》(启功定名为 《僧端甫塔铭》)十余通，其论书中亦有 “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芳。偶作擘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一首。我们现在熟悉的 “启功体”，其瘦硬之致，实与那个时候研习柳字大有关系。 1973年粘装的柳公权 《高元裕碑》《魏公先庙碑》，都由整拓剪贴成册。从整拓到剪裱本，其粘贴过程是个繁琐细致的活计。展品中还有启功当年做的剪贴次序图 (相当于目录)，观者根据手稿还原他粘贴前期所做的工作：先做好目录，然后才动手剪裱。尽管从前的碑帖家做剪裱本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尽管展柜中陈列的本子只是某一个局部，仍可以想象他在小乘巷冷寂的 “老虎尾巴”里侍弄碑拓的 “冷淡生涯”。 我听北京文物圈里的老人说起，单以看真伪而论，启先生的眼光未必高于琉璃厂的伙计。他在碑帖上的专长，不在看真伪，而是把碑帖置于历史背景中来作考察判研，竟至发展成为鉴定学中的专门学问。启先生藏品里的飞白书最能见出他的独特眼光。李世民 《晋祠铭》碑额、李治书 《纪功颂》碑额、武则天 《升仙太子碑》碑额、《唐尉迟敬德墓志盖》他都有收藏。飞白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只是诸多 “花体”书中的一种，本于东汉蔡邕，据说 “二王”都曾写过飞白书。唐代帝王用于碑额后，就被后世金石家注意。飞白书在书体史、碑帖史和艺术史上都具备价值，无法回避。清代的六舟和尚、张燕昌都写过飞白书，张燕昌还以此蜚声艺林。进入民国后，溥心畬也曾染指飞白书。十多年前，溥心畬夫人李墨云到北京，我曾与友人朱京生拜访过她。李女士说溥心畬用竹片写过飞白书。启功与溥心畬有交往，启先生是不是受了溥心畬的影响才注意到飞白书？不清楚。我知道启先生也写过飞白书，那张作品写给一位叫 “小琳”的女士，后来 “匀”给了汪锡桂先生，上个世纪末在北京的一个学人书法展中借展过。我好奇，曾把这张飞白书的图版收在2004年版的 《雀巢语屑》一书里。若干年后我再碰上汪先生，他告诉我，收藏者看到 “语屑”，以影响不好为名将此作收回。犹记得汪先生当时说的一句话： “你的小书害人不浅呀。”如今汪先生已归道山，世间只留下启先生飞白书图版，再难一睹真容了。 《论书绝句百首》是启功用心写了一生才完成的，可说是一部以传统诗歌体裁写成的中国书法简论，曾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内地的三联书店出版，影响极大。这本书有两个版本，港版在先，三联版在后 (据孙晓林女士告知，三联1990年初版只有启功简注，1997年二版后又出过一个赵仁珪注释本)。按启功的自述， 《论书绝句百首》前20首作于1935年，后80首作于1961年至1974年之间。展出的一本抄录于1982年，有20页，为定稿本。该本原为启功老友马国权收藏，马氏先在其主编的《大公报》 “艺林”周刊上发表，1985年3月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汇集出版。 1990年至1991年春之间，马国权把自己手里的启功论书绝句手迹转售给台湾藏家赵翔。1996年台湾藏家又将此稿送交嘉德春拍。启功以十七万六千元购回，随后即兴赋 《南乡子》一首纪之：“小笔细涂鸦，百首歪诗哪足夸。老友携归筹旅费，搬家，短册移居海一涯。转瞬入京华，拍卖行中又见它。旧迹有情如识我，哎呀：纸价腾飞一倍加。”这首小词交代了手稿从第一次卖出到第二次被卖价格的变化情况，最令人惊奇的是买单人竟然是作者自己。 启功晚年买回的东西，不止自己的诗稿，也有金石拓本。 1997年启功从嘉德春拍拍到的《周曶鼎铭文》就是一例。这是一张清中期的拓片，上面有潘祖荫、严惕安、刘世珩的题字或题跋。启功买回来，显然不是冲着那张金文拓片，是因为拓片曾经老友何楚侯之手，因为拓片背后那段鲜为人知的友谊。 明拓本 《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西安本城武本合集》，启功1999年购自嘉德秋拍，则是另一种情形。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今存二碑，一为 《西庙堂碑》，宋王彦超重刻于陕西西安，原石今在西安碑林；另一为 《东庙堂碑》，元朝至元年间出土，摹刻年代不明，翁方纲论《东庙堂碑》瘦硬胜于 《西庙堂碑》，石现藏成武县文物馆。据说嘉德卖出的是九十年代艺术市场出现的最好的一个本子。启先生论书绝句第九首就是写虞世南，简注里说： “虞书以庙堂碑为最煊赫，原石久亡，所见以陕本为多。然摹手于虞书，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与唐石残本相校，其失真立见。城武摹刻本，不知出谁手，以校唐石，实为近似，惜其石面捶磨过甚，间架仅存，而笔划过细，形同枯骨矣。唐石本庙堂碑，影印流传甚广，惜是原石与重刻拼配之本。”简注把三个本子的虞氏 《夫子庙堂碑》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此诗是启功二十余岁时写的，晚年买下虞氏西安本、城武本 《夫子庙堂碑》拓本，或许和青年时代对虞书的感情有关。 启功的有些碑帖收藏，内容可以当掌故看。那件宋蔡京书写的 “面壁之塔”拓本，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拓，就书法而言，不见得有什么高明之处，字写得如一团面，圆圆乎乎的，既不见紧收中宫，也毫无遒纵之势，说唐说魏都靠不上，可能是出自蔡京之手的缘故，才被人重视。说明牌告诉观众，启先生收藏蔡京这件大字拓本，缘于与沈尹默先生的交往：沈先生喜欢蔡京的字，私下常常拿来临摹，但蔡京名声不佳，所以沈先生在临蔡书时，旁边必放一本 《集圣教序》，遇客来，将王书盖于蔡书之上。我揣测，启功当时收蔡京的这张拓片，是为来日写沈氏事迹时所用，但后来因为无穷无尽的应酬，再没有精力去做了。 黄苗子、吴小如、傅熹年等学者都提到他们到小乘巷启功寓舍品赏碑帖的情景，启先生在题跋文字里也屡屡记录与同道凭几研讨碑帖之乐。出入简靖堂的还有碑帖研究领域里的后起之秀，如今也步入暮年的王靖宪、王连起、孟宪钧等等。 启功一生与石墨有缘，过眼碑帖无数，写在碑帖上的题跋不计其数，寄托其金石情缘，是兴趣研究，也是学问人生。 按传统的品评标准，启功大约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碑帖收藏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