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中。可以说江南文化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底色。在学者胡晓明看来，江南文化精神绝不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是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更好、更值得追求的主张。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一种极其可贵的文明理想。 ——编者 南宋时杭州城的庆春门内，有一个叫做听潮寺的寺庙，后来改名为归德院。为什么改名呢？因为那里靠近钱塘江，有一次宋高宗在寺庙里过夜，晚上听到潮声，就以为是金兵杀过来了。他觉得这个名字太有杀气，就改名为“归德院”，隐喻着金人和平归顺大宋。 寺里面有一块宋高宗的题诗石刻，题的是苏东坡的《书李世南所画秋景》：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原来高宗住在这里时也读到了这首诗，他喜欢，就题了来赐给大臣刘汉臣，人们刻石于此。后来毁于大火。 宋高宗喜欢此诗，而恐惧潮声，这表明，“江南黄叶村”的和平安宁与山明水秀，给了惊魂未定的皇帝一种温暖的感受。 其实，那梦中惊扰了宋高宗的金主完颜亮，跟高宗有共同的感受。他也正是垂涎艳羡于那“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的江南风物，才兴起投鞭渡江之意。 这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都无暇考证，传奇中有真实的心史。无论是“黄叶村”，还是荷花、桂子，美丽富庶、明丽温暖的江南，分明打开了一个新鲜而魅力无穷的世界。 于是也引得好多诗人画家，都向往着那扁舟一叶的宁静安适所在。所以，像这样的诗句：“投老江南黄叶村，菊花时节雨昏昏”，“家在江南黄叶村，归来重葺柳边门”，表达自在而深情，一种非常内在的生命感。韩驹的名句：“日暮拥阶黄叶深”，无疑有城市大隐的意味。在这个温暖之所，失落于深深的梦。他的朋友李彭还夸他：“平生黄叶句，摸索便知价。”也是宋诗话中有意味的典故。 这表明，江南的“地方”，可以成为一种观念，成为一种带着情感与记忆的思想，一种富于文化意味的诗学。 江南的胜景，因为历史人心的浸染，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生命中的集体记忆和江南诗学的点睛之地 我有一段时期，年年都要去杭州的老龙井。老龙井是西湖畔凤凰岭下的一眼宋代的水井，近些年重新发现，区别于明代的龙井。老龙井不仅是“树大”、“山深”，更是“人老”。北宋元丰元佑间，以名僧辩才法师为中心，东坡、苏辙、秦观、参寥、米芾、赵抃等，一时名胜，云虎相从。古人感叹说当时“瑰词藻翰，衣被泉石；人境之胜，甲于西湖。”关于那里的泉水，秦观《龙井记》写道： 是岁余自淮南如越，省亲过钱塘，访法师于山中。法师曳杖送余于风篁岭之上，指龙井曰：此泉之徳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迁，壮如淛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资阴阳之和，以养其源。推其绪余，以泽于万物，虽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盍为我记之。余曰唯唯。(秦观《淮海集》巻三十八《龙井记》) 我们知道，龙井的泉水很好，然而古人对好的泉水的解读，却是一种生命的启示意义。首先，秦观所述辩才此语，即隐含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可见辩才法师及龙井诸友胸中，学养之美富，及道德实践功夫之深厚。 其次，“受天地之中，资阳阳之和，以养其源。”这不仅是泉水好的理由，而且是做一个“有道之士”的理由。既不受过于阴性的环境所熏染，也不受过于刚性的环境所压迫。至刚则易折，过柔则易淫。在北宋高人辩才看来，读书人立身处世的位置与姿态十分重要。 这里，宋代的“龙井”不仅是一处高人赏诗品茗之地，无疑更是古人身心修行之所、文明传承之地。“龙井”分明成为一个葱茏诗意的地点，成为江南诗学的点睛之地。 江南还有一个有情有义的地名：“新亭”。《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川，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是“新亭对泣”的原典。粗粗一读，“风景不殊”与“山河之异”二语，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将“山河”解为政权，将“风景”读为眼前的景色，那么，这句话分明有一语病：风景依旧是原来的风景，而政权已易手异族统治了。可是，王导周顗诸名士饮宴赏景所面对的风景，分明是秦淮河，并未沦落异族之手，建康依然是南中国的首都，谈不上“山河之异”的。 宋人周密《浩然斋意抄》说：“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此江左新亭语，寻常读去，不晓其语。盖洛阳四山围，伊、洛、瀍、涧在中。时建康亦四山围，秦淮直其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诗曰：‘山似洛阳多’。许浑诗云 ‘只有青山似洛中’。”原来，王导诸人原先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饮酒，所见到的风景，与在秦淮河边所见的风景，并没有什么两样，皆有眼前河、四面山，然而原先的山河，此时正已沦落于异族统治之下了。风景不殊的风景，原来是洛阳与建康极为相似的“风景”，这里的“风景”，不是单纯的自然山水风光，而是已经投射了情感，成为一种诗性的符号了。这样读，仿佛让我们置身于过江名士的宴饮集会，听得到他们的欷嘘感叹。这里，江南的胜景，因为历史人心的浸染，成为一种南北迁流与故土离散之悲、一种亡国之思，一种深入骨髓生命中不能排遣的集体苦痛记忆。陆游《夜汩水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辛弃疾《水龙吟、甲辰岁寿南涧尚书》：“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再讲一个小小的地名例子，“定西”是浙江的一个县，这个县如何得名的呢，原来与晚明一个英雄张名振被封为“定西将军”有关。因为当时残明余部，还守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从“残明”方位的角度来看，整个浙江都是浙西，“定西”就是收复浙江。所以陈寅恪读钱牧斋《和东坡诗》第一首句子“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淮东即风阳，暗指凤阳祖陵，淮东以示不忘明室祖宗之意，浙西以示不忘怀念故国之意。这样，钱牧斋反清复明的心志，才得到细心的发现。 一方面诗人将他们的感情与意念投入到特定的“地方”中，另一方面“地方”也将历代诗人的生命记忆与情思想象保存、增殖，不断再生产出来 无论是“定西”，还是“新亭”，上述分析都强调了历史脉络中真实可考的特定时间、事件与人物，这是史实的内涵。然而“地名”除了“实”的意义，还有“虚”的一面。陈正宏教授著文发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明代著名书画《词林雅集图》，不仅是明代江夏派代表画家吴伟的作品，而且其本质上更是一种以吴伟画为图引，记录了明代弘治年间多位文士一次重要的文学聚会活动的图文并茂的文集。 弘治十八年，李梦阳、何景明、王阳明等聚会送友人龙霓由就官外任浙江佥事，参加聚会的共有二十二人，人各赋一诗，应有二十二题（缺二题），这二十个题目及其作者是：《钱唐》（李梦阳）《鹅池》（刘淮）《西湖》（王阳明）《鉴湖》（陈沂）《桐江》（陈钦）《兰亭》（李熙）《苕溪》（缺）《剡溪》（何景明）《葛洪川》（缺）《苏公堤》（顾璘）《明月泉》（镏麟）《清风岭》（杭淮）《林逋宅》（范渊）《太伯祠》（边贡）《白石洞》（缺）《绿波亭》（缺）《曹娥江》（谢承举）《谢公楼》（缺）《读书堆》（缺）《龡笙台》（王丰）。 这里有关江南诗学的待发之覆是：为什么送别外任官，要以他即将游历之地点来作诗题？为什么别的不选，专选取新官上任所去的浙江重要人文胜迹？《词林雅集图》后有接裱的 《文会赠言叙》（罗玘），多少提示了当时参与文会写作者的主要心情： ……题必以浙之胜者，志（龙）致仁他日次第之所名历也。而基经纬脉络，予请为致仁商之：夫人之北道赴浙者，必自檇李入。春秋之末，吴越于此日寻干戈，争尺寸焉，今则东南孔道也。则夫天下可以为，有一定之势乎哉！孟子曰：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可不省诸？而于是时，当迓者至，导以入会府之城，其于古也，为钱塘。即而行礼上之礼，越三日，群庙告至，读表忠观之碑，循苏公堤，拜武穆王之像于西湖之上，奋曰：予何人哉！庶几臣节可励也。 浙分东西二道，佥事岁分其一焉。渡浙而北溯者，为桐江，姓是州者谁也？载求泰伯祠而鞠躬焉。廉贪起懦于消息盈虚之间，盍于明月泉乎验之其然邪？要今之二千石无有慢游以病民者，有则必诛。扃谢公楼，窒白石洞，弭绿波亭下舣舟而嬉者，其严乎？使兰亭诸贤尚在，亦当减坐中觞咏之七。孰为曹娥江之庙，骢之过也式之。式清风岭之祠，访林逋之宅，亦有筑堆读书如顾野王者乎？则驻节赏之。而或舁夫所指，有吹笙台焉。呵之左道，无缘而入矣。…… 盖二十二题中，有关两浙人物胜迹有泰伯、严子陵、曹娥、王羲之、谢安、葛洪、白居易、苏轼、林逋、岳飞、顾野王等，英雄、豪杰、圣贤、名宰、师儒、道士、孝女、名臣、诗家、书圣等，皆江南人文景观之最著名者。正如罗序所云，于景观所表彰人物之风流光彩中，或“廉贪起懦”、或“驻节赏之”，“庶几臣节可励也。”这正是江南景观文化的政治功能。我们如果只依西方所谓 “文学创作”的概念来理解古人，只从古人的诗文集中阅读这些作品，就不能还原这些作品的真正现场，看不出这些作品的对象究竟是谁，也就几乎与古人的真正心事，失之交臂了。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屈原创造了湘水，谢灵运创造了永嘉，渊明创造了桃花源，王维创造了辋川，杜甫创造了草堂，东坡创造了赤壁，黄公望创造了富春江，祁彪佳创造了寓山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不因兴尽回船去，哪得山阴一段奇？”……一方面是诗人将他们的感情与意念投入到特定的“地方”中，使“地方”成为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地方”也将历代诗人的生命记忆与情思想象保存、增殖，不断再生产出来。记得钱穆说过，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作品里所表现的地方，可以在地图上一一指出来。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诗歌以圣经故事和神话来虚构叙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其成功之处，即将虚幻与现实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地方：“高密东北乡”。正如福克纳，创造了一个地方叫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意识到，我有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就是高密。高密就像一口深井，可以挖掘到数不清的记忆、梦思、幻想、故事、想象与寓言，也可以在地图上指出来。 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不仅是生命的地图，不仅是情感、记忆与想象的载体，而且可以作为一种观念、概念，以及在世存有方式。能不能有一种以“地方”为主体的观察角度，从专门集中的文献中去探索：长期积淀内在于地方的审美经验；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的多种方式；地方如何成为一种观照与认识人的角度，一座山、一条水、一架桥、一处寺、一只亭子，一处钓台，一个园林……都散发着思想的声音，表达着记忆的生命，诉求着感性的认同，如何成为散发着特殊生命气息的一个完整的世界……然后，从中发展出一套新的文学论述。 希望 “江南文化诗学”成为富于中国智慧的活的理论，并将继续与生活现实发生联系，不断发展出新的论述，成为富有意义的生生不息的传统 “江南”完全可以成为文化诗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撰写了《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这本书。全书由六篇文章组成，聚集了有关“江南文化诗学”的一些想法。 《江南再发现：中国历史与文学上的江南认同》，虚实结合，文学与历史融为一炉，以长论文的篇幅探讨“江南”为什么不止是一个地名，而更是一个“文化意象”，其中包含着文化与美学的论述，成为一种想象的精神共同体，探讨其来龙去脉、史文蜕嬗，以及内在的诸多意蕴。“江南”作为一种文化诗学，因其历史与文学的内涵深厚，释放出思想与观念的能量，表达着一种关于美好的生活与意义的主张。 《水乡的诗学：中国文学与艺术上有关水乡的审美经验》，首次将水乡作为一种华夏诗学概念来研究，探讨其艺文通性、美感经验、诗性秘奥、经典谱系以及传播影响，发现“水乡为区分南北中国的关键”“北国的江南化，重要特征即水乡化”“水乡之美，具有无言而殊胜的抒情特质”“农业人生的自然真朴”“风致之美”“阴柔之道”“文化仿写”“城乡共体”等美感经验。我想说的是，水乡极富于古典中国美的核心价值，也是现代中国已经渐渐消失了的童年集体记忆，值得永久珍视。 《从严子陵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与富春江的文化意象》一文，正是从江南诗学角度出发，融艺术、诗文、哲学、地理为一炉的冒险旅行。历来对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的研究与诠释，几乎完全是美术文献学、艺术史与文物收藏界的专门任务，诗学研究的视角向来付之阙如。研究者们的用心所在，无非是真伪的考订、题跋的释读、流传的故事、影响的史实，以及笔法、技术、渊源、风格等。因而对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此一杰构之创作由来与艺术成就，其诠释主流，完全是从师法董源、观察自然，或从他的《写山水诀》等艺术史创建新士人画命题着眼。2011年我到台湾客座，第二天即看了故宫山水合璧的特展，观读之后，心中即起一大疑团，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莫非是完全孤立于富春江文化传统之外、横空出世的现象？不能说有什么微言大义，然而此一杰构完全没有思想、没有诗性，只是笔法与布置、皴法与墨色，渊源与流派，那又是何等的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试用文化诗学与诠释学的方法，尝试将此图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即 “富春江文化意象”之中，将其视为富春江文化意象全幅生命史中一个环节，以大观小，视界融合。本文的真正主旨，并不在于坚执地求得此图的创作真意，而在于虚实离合之间，对经典的文化意象作意义的诠释，使其成为今天中国意义世界的一部分。 江南诗学离不开前辈学者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陈氏名著《柳如是别传》。这是陈寅恪先生融毕生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于一炉的重要著作。此书所展示的独特的考证方法，十分值得学术史加以总结。其中对于地点地名因素的重视，即是一个明显的学术特征。《从凤城到拂水山庄：从《柳如是别传》看地点与地名要素在解诗中的方法与意义》一文，即透过一组相当集中而有关联的地点地名，即碧霞宫凤城 嘉定莴园 松江南楼 我闻室拂水山庄，去具体梳理分析陈寅恪的考证功夫与解诗技术，认为其中如开辟地方志作为史源、前后作品地名因素印证、时间与地点因素的相互密扣、诗题细绎方法、间接出典方法、有限制的心理分析方法、以及融注想象力于具体地点的考据癖等，都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解诗方法与传统考证方法。尤其将心理分析与考证功夫融为一炉，为三百年前一位奇女子，发皇内心隐曲，达到了极透明通彻、呼之欲出的程度。这里综合了一流史家的高度精确的考证功夫，又超越了考证，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与传主素心独绝的灵魂息息相通的一种境界。由此，《别传》的意义在于陈寅恪大大发展了他早年的以诗证史的独特学术方法，将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的注重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的地点时间考证，发展而为注重内心世界的心灵史的重构。这是陈寅恪史学旨趣的重要转向，是诗情史心，通贯为一的绝大著述。了解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柳如是别传》这本书的极富文学性的特质，同时也更加完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的“江南诗学”的学理要素。 《南窗寄傲图》题咏，是流寓于沪的文人群体，辛亥年之后约十年间，先后同题唱和之作。为什么要借图言志？参加此一题咏的诗人，精神困境如何？情感心理如何？《海滨流人的招魂文学——〈南窗寄傲图〉题咏释证》试图探讨这些问题，同时提示大家注意此种古典文雅的艺文欣赏与交流方式，背后隐含着“江南诗学”一项可贵的成就，即以学术、艺才、诗心相互感发，以图文相结纳、以诗性相凝聚、安顿斯文骨肉。此种典雅人文主义，实为“不朽”的追寻之一；此种生命安顿的方式，实为江南诗学对古典中国人文传统的重要贡献。 江南诗学其实不仅是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甚至也涉及到域外讲诗学，只要是有关江南的纪游、意象、人物、传说，以及接受史，都是江南诗学的内容。《偶像破坏时期的江南意象》一文，以汉字文化圈内日本汉诗中的江南意象为关注对象。日本与江南的关系颇深。《晋书》里就记载当时到江南的日本人，自称为吴太伯的后人。江南自古纺织业发达，技术与衣冠人才，远播东瀛。更早的时期、更多的文物，甚至稻作技术，都有证据表明了古代日本与中国江南深厚的渊源关系。唐宋明清，日本是汉字文化圈最好的学生，江南不止是“意象”，更是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发生了深刻的文明驱动力。然而在日本近代脱亚入欧的社会转型进程中，“江南”渐渐变成一个残破、衰老、混合着昔日荣光的怀旧、落后保守传统与文明新机的文化意象，这在近代日本的汉文学书写中，心态尤为复杂奇诡。从当时日本知识人的江南书写中，可以观察“想象的中国”转变而为“风景江南”或“意象江南”的虚实嬗变，由此反观近代江南美感经验在近代转型中的丰富面相，由此，江南诗学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更是一个由于历史不断诠释而产生不同意义的对象，这无疑从空间上加大了此一项诗学的更宽论域与更深义涵，需要更多的篇幅去展开了。 还有我主编的《历代女性诗词鉴赏辞典》的序。编这部大辞典的美学追求，正是“采撷那天地间灵秀之气”。我与彭国忠教授多年合作主编了多卷本的《江南女性别集丛刊》，江南女性确乎曾经在明清文坛创造了属于她们自己的辉煌。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清代女性达3660余人，而曼素恩据胡著统计的数据显示，“长江下游”的清代女作家有2258人，占清代女作家总数的70.9%。因而，中国古代女性书写，几乎可以等同于江南女性书写；因而，江南诗学的重要内涵，无疑包含着江南女性生命故事的表述。在这篇序中，论述了女性诗学的“生命真切诚挚之情”“人性婉约幽眇之美”“韵致空灵馨逸之妙”，也提到了女性诗学的凌空蹈虚的一面，即透过女性书写与女性命运，生发出有关历史、政治、哲学与国族文化命运之思。江南诗学因女性书写的内容而更具有丰富深细之思，也因女性书写内容之象征维度，而具有一份浪漫高华之美。 上列各文，力图从历史与文学的认同谱系、中原与江南的相互融合影响、丰富而多样的审美经验、儒道合一的精神核心价值、回应生命困境与时代危机的安顿方式、女性书写以及汉字文化圈的影响等，探讨“江南文化诗学”的主要内涵，希望其能够成为富于中国智慧的活的理论，并将继续与生活现实发生联系，不断发展出新的论述，成为富有意义的生生不息的传统。 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历代称赞江南的话语，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一种新背景中，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江南文化精神绝不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甚至连接着更大共同体的思想含义，是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更好、更值得追求的主张。诗意与美学，生活与习俗、文化的个性与多样性，已经成为21世纪极其可贵的文明理想。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中国江南文学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