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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2018年第11期發表了朱鳳瀚、李零等多位先生共同執筆的《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據該文介紹，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共5200餘枚（另有110枚簽牌），其中“六藝”類文獻計有《詩經》類竹簡1200餘枚、《禮記》類竹簡約300枚，祠祝類竹簡100餘枚，禮儀類竹簡100餘枚，《論語》類竹簡500餘枚，《春秋》類竹簡200餘枚，《孝經》類竹簡600餘枚。這批竹簡發現於劉賀本人墓主槨室文書檔案庫，故底本時代不晚於劉賀卒年，可視作宣帝時期的經學文本。雖然釋讀文本尚未發佈，但根據目前披露的消息，可以對其中與禮學關係密切的《禮記》類竹簡和禮儀類竹簡略加討論。 西漢禮學大致可分爲三個派别，一是漢初叔孫通製禮所形成的“漢儀派”，其旨趣是融合秦儀，以法明禮，重在威儀，其本質與儒家不合，但能解拔劍擊柱之患，故爲劉邦所喜；二是文帝時興起的“容禮派”，代表人物爲魯地徐生，主要根據儒家殘經來研習行禮時的儀容規範。早期容禮學者多不能諳熟《禮》經（即今《儀禮》），實踐性大於學術性，是其所弊；三是昭帝、宣帝時興起的儒家今文《禮》經學派，即所謂“后氏禮”，代表人物是后蒼，旨趣是利用儒家《禮》經參與朝政。但后氏禮所傳高堂生版本《禮》經（即今《儀禮》）多爲士禮，不足以應付朝廷實用，故后蒼命弟子戴德、戴聖廣泛採集《禮》經之外有關存世文獻，編選爲两部《禮記》，希望利用這两部《禮記》來“推士禮以致天子”，彌補《禮》經之不足。昭帝、宣帝時期两部《禮記》處於編選過程中，有不少和《論語》、《家語》性質類似甚至雷同的資料被編入两部《禮記》中。整理者判斷“《禮記》類文獻直到宣帝時期仍處於單篇别行的狀態”，“《禮記》類簡與《論語》簡形制和書體完全相同且混雜在一起”、二者“關係密切甚至存在交集”，是完全符合當時情況的。筆者推測《禮記》的定型時間當在公元前51年石渠閣會議之後，晚於劉賀卒年（公元前59年）。實際上，《禮記》在定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處於單篇别行狀態。 筆者前些年曾提出，西漢昭帝、宣帝時代禮學的整體發展動向是：后氏禮學派興起，逐步奪回徐氏容禮學派自文帝時代以來在參與中央朝政、製定典禮等方面的話語權。[1]至於后氏禮與漢儀派的對決，則是由后氏禮的後學慶氏禮（實爲后氏禮家法）學者們在東漢時期才最終完成的。[2] 海昏侯劉賀墓《禮記》類竹簡約300枚，整理者分爲四組，其中第一組爲《曲禮》，對應今本《禮記》的《曲禮上》和《曲禮下》，文句用字與大多與今本相同，可見當時《曲禮》文本已相對穩定。《曲禮》記載了大量行禮的細枝末節及其蘊含的禮義，是容禮學派的重要文獻。至於禮儀類竹簡，整理者認爲“主要記録特定儀式中參與者站立的位置、進退儀節、主持者的號令等。其内容、措辭與《儀禮》等記載行禮儀節的文獻十分相似”。其實，這些文獻僅記具體儀節而不注禮義，已經不是《儀禮》一類文獻，而是典型的容禮派文獻。筆者曾提出：《史記•儒林列傳》載孝文帝時魯地徐生因擅長容禮擔任“禮官大夫”，又説徐生之孫徐延、徐襄等人皆擔任“漢禮官大夫”。“漢禮官大夫”爲中央官職，相較之下可見徐生所任“禮官大夫”爲山東某郡國之官。容禮學派不擅《禮》經，昭帝、宣帝時期在與后氏禮學派的競争中處於下風，成帝時逐漸式微，東漢初終於銷聲匿跡。[3]昭帝、宣帝時期正是后氏禮學派在中央壓倒容禮學派的重要時間節點，而此時容禮學派仍在劉賀封國盛行，似乎揭示出容禮學派存在一個“封國——中央——封國”的發展軌跡。海昏侯墓禮類竹簡爲我們深入了解漢代容禮學派發展歷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1] 參閱拙作《漢代今文禮學新論》之《后蒼製禮考論》，浙江大學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 [2] 參閱拙作《漢代今文禮學新論》之《慶氏禮考論》。 [3] 參閱拙作《漢代今文禮學新論》之《徐生容禮派新考》。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8年12月17日02：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