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幅珍贵照片，照片中的人物均已过世。右为朱銮鋆，中为载润贝勒，左为载润贝勒之女金淑英。  本文作者贾英华收藏的周绍良旧藏清嘉庆至民国的历代《红楼梦》的原版补本。 提起春联，老北京人似乎都有着别样的记忆。 然而又有谁见过，春联兼新婚对联并贴于街门上的妙景呢？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春联象征着年味儿。即使没钱买年画，春节前也要设法贴上一副春联，这才算是过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十七年前贴的一副春联。那年适值胞弟结婚，新婚佳期是在春节过后不久。当我把弟弟结婚的消息告知我的忘年老友朱銮鋆后，没过多长时间，这位老街坊便拿来一副喜气洋洋的大红纸春联。 须知，朱銮鋆是宣统帝师朱益藩亦即第一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之子，其时已年过六旬。夫妇二人“遣返”回京之后，与我家彼此襄助，过从甚密。朱銮鋆为人善良敦厚，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朱銮鋆的妻子金淑英乃是载润贝勒之女，平时经常为我母亲捎带牛奶。投桃报李，母亲多次让我偕两个弟弟为朱家搬运冬储大白菜，两家人互相串门，比亲戚走得还近。 当我把朱銮鋆亲笔书写的这副春联兼新婚对联贴在我家大门两侧后，立即引来无数人的驻足观赏。甚至有人贴近门板仔细端详，判断是手写的还是印刷的。其时，这副春联不仅成为我家那条街上的一大新闻亮点，也成了东四街道的一段邻里佳话。 三十七年，弹指一挥间。今年，我在春节前亦提笔写了一副春联，贴在家门外与诸位街坊、老友分享： 欣逢盛世新时代 喜迎春色遍神州 春联虽短，却亦在纪念逝去的京城老街坊。斯人已逝，感怀于兹。 年画，无疑也是老北京人过年时年味儿的象征。 再忖之，年画，乃是时代迭进的印记，也是我这个老北京人的童年记忆。 若说起过去家里挂的年画，多少有些尴尬。说实话，半个多世纪前，老北京人并不那么富裕，多数都是平头百姓。我家居住的东四八条，乃至整个一条街，在春节来临前能买得起大幅彩色年画的家庭，寥寥无几。须知，民国七位大总统及后裔，大都曾居住在我家附近；彼时街坊四邻的过年窘况，由此可见一斑。也许很多人不信鄙人所述，然而这确是实情不假。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最多时有八口人，唯仰赖父亲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资，生活拮据，捉襟见肘，哪儿买得起像样的年画？为补壁贴在屋内墙上的，是街坊送来的一幅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彩画，虽非吉祥之作，却伴随我的童年。后来，母亲的朋友赠给我家一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大幅舞台连环剧照，它被隆重地贴在了墙上。再后来，我家又以一幅《红楼梦》剧照，充作一年到头的年画。 这几幅彩色“年画”，至少在我家挂了十年之久，且始终悬于我的床头，抬首可见。尤其是《红楼梦》剧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竟使我在数十年之后，有缘收藏了住在不远处的五条后坑胡同的街坊、红学泰斗周绍良毕生收藏的《红楼梦》历代珍罕原版补本——迄自清朝嘉庆年到同、光、宣乃至民国，计十函九十二部原版古籍。今年春节前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合同，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出版这一珍贵的系列红学补本。想来，这也算是当年床头“年画”给予我的启示罢。 在我并非遥远的童年印象里，爷爷家堂屋里挂着的所谓年画，则是一幅多年不变的“杨柳青”财神爷版画。直到一九六六年，样板戏剧照替代了以往的各种彩画，亦俨然成为一成不变的年画。 如今的年画，焕然一新，相当一部分与年历融为一体，既时髦又实用；大多数年画反映国家发展的新气象，社会前进的新步伐，自然也折射出老北京日新月异的时代演变。 旧时的春联与年画，不禁使我忆起老北京百年来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