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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结果 本研究运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分别检验了父母和子女语言态度的3个维度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首先进行了正态分布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并没有违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假设条件。描述统计表明，两代人的语言态度从对语言本身的态度、语言社会优越性的评价到语言的发展动力的评价呈现递减的趋势（父母的均值分别为4.6、4.0和3.8，学生的均值分别为4.3、4.1和3.5）。被调查者内效应结果达到了显著水平（家长卡方值F=89.823，sig=.000；学生卡方值F=96.414，sig=.000），表明了锡伯族的语言态度在不同层次上有显著的差异。对比两代人的语言态度，子女对锡伯语本身及其发展动力的评价较之父母有了显著的下降（t值为t=-4.409，df=147，sig=.000；t值为t=-4.713，df=147，sig=.000），但是两代人对锡伯语社会优越性的评价并没有出现显著差异。下文就分别阐释3个维度之下不同变量所体现出的异同。 （一）对语言的态度 经过描述统计发现，两代人对锡伯语的态度总体较为积极，能够体现出民族共同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理。父母对锡伯语的情感性评价很高，对语言的心理距离和美感都有较一致的积极体验，但在锡伯语的有用性方面认识就显著低于情感性评价。子女的情感性评价虽然与父母呈现了显著性差异（亲切的t值为t=-5.084，df=147，sig=.000；好听的t值为t=-5.756，df=147，sig=.000），但均值仍然较高，体现了两代人的语言情感“存小异，趋大同”。至于语言习得的难易程度，两代人的评价也呈现了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在子女的评价明显低于父母的评价（t=-4.582，df=147，sig=.000）。子女之间的情况也大相径庭。两代人对语言的有用性评价都较为积极，且并未出现显著差异。  （二）对语言社会优越性的评价 父母肯定了国家对锡伯语的重视程度，而且成年人对锡伯语的文化价值认同度也比较高。但是，作为弱势语言的使用者，父母并不认为锡伯语在国家经济发展或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被调查者的看法也有较大的个体差异；子女则认为国家比较重视锡伯语的发展，同时也认为锡伯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较大（国家重视程度的t值为t=2.754，df=147，sig=.007；经济发展重要性的t值为t=-7.479，df=147，sig=.000）。只是子女对锡伯语的文化价值没有很高的认识（t值为t=-3.439，df=147，sig=.001）。两代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不认为锡伯语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  （三）对语言发展动力的评价 调查结果表明，父母对锡伯语的国际扩张力持否定的态度，不认为自己的母语有朝一日能发展成为国际语言。而且他们对语言的生存动力也不置可否，对锡伯人使用的混合语码或新词术语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他们对子女的语言教育期望却比较高，希望子女能够学好锡伯语言文字。在对待双语双文的态度上，他们肯定双文的重要性，也同意双语能力能够增加人的知识储备并提高认知能力。但在他们的眼里，成为一个同时掌握国家通用语和锡伯语的人并不必然带来更好的职场升迁和更大的经济利益。和父母一样，子女也不认为锡伯语有成为国际语言的可能，尽管子女的评价显著高于父母（t值为t=7.102，df=147，sig=.000）。子女对语言的生存动力评价更是显著低于父母（语码混合的t值为t=-2.900，df=147，sig=.004；新词术语的t值为t=-3.203，df=147，sig=.002）。他们对语言教育的自我期望也显著低于父母对他们的期望（t值为t=-3.203，df=147，sig=.002）。至于双语双文，子女肯定两种文字读写能力的重要性，也认为双语能力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知识。但是他们不像父母那样肯定双语能力对智力发展的推动作用（t值为t=-2.001，df=147，sig=.047）。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不认为双语能力会带来职场升迁的机会和经济利益，而且子女在双语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方面的看法比父母还要悲观（经济能力的t值为t=-5.166，df=147，sig=.000）。  （一）语言态度结构上呈现层次性 上文已经提到，锡伯族父母和子女对本族语的语言态度在语言本身、语言社会优越性和语言发展动力3个维度上都有显著的特征，这符合前人所研究的语言态度的结构性（Garrett 2010：19）。而两代人在3个方面的数据又都出现了递减的趋势，体现了心理结构的内部层次性。语言具有情感功能和指示功能，这两种功能的分化导致了人们语言态度的结构化和层次化。锡伯族父母和孩子对锡伯语本身的情感体现了语言态度中的浪漫主义，像其他多语者一样，他们在第一语言上倾注了浓厚的民族情感和认知努力，并把语言当作认同的象征（Norton 2011：318～330）。他们对该语言的社会地位评价不如对语言本身的评价，体现了多语社区中弱势语言使用者的矛盾和挣扎（Shohamy 2006）。社会优越性评价还能反映出家庭成员的语言态度受到家庭与社区、国家语言意识形态的共同影响（Li 2010）；而语言发展动力的评价则反映了两代锡伯族人在语言态度这个边缘的层次上，奉行着语言的纯洁主义和正确主义理念，他们不能接受混合语码和新词术语。在家庭成员的语言意识形态上还有单语主义的痕迹，他们还没有全面认识到，两种语言能力能够增加个人的知识储备并促进其智力发展，同时使用多种语言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前景和经济收益（Xu 2016）。 （二）绝对的语言忠诚导致语言忧患 当语言与民族认同一一对应时，人们就会对语言的发展动力产生忧患意识。人们忧患的内容包括民族语能否在世界语言系统中继续生存和发展，民族语能否作为族群语言继续使用或发展，以及民族语能否在文化传承和民族凝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等等（冯广艺2013）。这种忧患意识来自非通用语言使用者的宿命意识，是他们将狭义的语言观与狭隘的民族认同进行机械对应的结果。狭义的语言观把语言当作一种纯洁的、静态的、有绝对规则和固定边界的实体。在这种规则之下，子女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出现的混合语码或新词术语都被视为不可接受。这样弱势语言的保持者就会认为只有能独立使用并完全掌握民族语的人才称得上是该语言的保持者。这种观念无疑会给语言保持和习得者带来了更大的挫败感。 纵观一个族群的过去和未来，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固然可以寄托怀旧之情和民族认同，但是，现代信息化社会是一个国界和疆域模糊的社会，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已成了一种自然的现象，跨国和跨地域的移民越来越多，他们的语言实践逐渐演变为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变体也越来越难以划定清晰的界限。在这样的语言生态环境中，人们可以采取3种适应性的策略：转用其他语言、创新话语方式、通过政治变化来增加传统语言的地位（Simpson 2013）。锡伯族显然对母语忠诚，不情愿转用其他语言。他们也不可能通过政治制度或政治权力的变更来增加传统语言的地位。因此，他们最好的适应策略就是创新话语方式，提升语言的创造力和适应力。同时，扩展民族认同的象征标志，不再使用传统单一、纯洁的语言来象征本族群体，而是使用发展、动态和包容的语言观念来象征民族认同和语言忠诚。这样，父母就能避免将纯洁的语言作为象征标识，而导致狭隘的语言忧患。锡伯语的保持者就能在现有的社区环境中，在家庭里更好地保持一定的语言能力，并通过亲子之间的语言传承，发挥家庭语言的能动性，最终实现家庭、学校、社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三）双语与双言的理解更需全面 弗格森（Ferguson 1959）认为拥有大量书面文学作品、基本通过正式教育习得、用于大多数书面语和正式场合的变体是高变体，而用于日常对话的变体为低变体。在精英统治的社会中，高、低变体在意识形态、符号象征和价值基础等方面的代表力都有质的不同。由于语言技能的提高具有复杂性，我们可以将双语者的口语和书面语能力区别开来。现代民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大众读写能力的提高，也增加了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言语社区成员的交往。在人口流动的社会中，语言如同其他的文化要素，产生自人民大众。低变体可以向上变化发展，高变体也可以向下渗透，两者的关系出现了使用功能和规范程度的均衡化。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动态双语和双言制模型（Hudson 2002）。 但关于双语研究，国内第二语言习得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者各自为政。前者多关注个人习得外语时的心理、认知和语言能力的成长，而后者多关注各民族的社会双语状况、双语政策的执行等宏观问题。在察县这个静态保持式的双语社区中，我们可以看到外部双语和内部双语两种不同的分布。前者指在普通话和锡伯语之间，普通话在政府、教育、银行、邮局、集市、餐厅等公共场合占有主要位置，是高变体。后者指在锡伯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内部，书面语是高变体，而口语是低变体。按照双语和双言的动态模型理论，锡伯语口语变体可以用在书面语的功能和语体中，而其口语和书面语也可以向上对公共领域的通用语使用域进行渗透。因此，从弱势语言保持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运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双语。相信多语社会的高、低变体有朝一日都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收益和就业前景。同时，我们也不应割裂宏观和微观的两种双语研究，将社会双语和个人的语言习得相结合，解释个人习得过程中的社会作用，如家庭、社区或教育领域的语言实践对个人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