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立波  《山乡巨变》  周立波（左一）深入农村工作一线 《山乡巨变》是作家周立波20世纪50年代末创作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湖南清溪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1955年，团县委副书记、共产党员邓秀梅奉命来到偏僻山村清溪乡和农民一起建立合作社，但一些私心较重的老农却不肯入社。邓秀梅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并挫败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合作社赢得了秋季丰收。 《山乡巨变》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该小说是作者周立波深入家乡农村，深入生活的艺术结晶。 革命作家周立波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义，字凤翔。立波，是他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时使用的笔名，源于英文“Liberty”。1934年9月，周立波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编辑“左联”会刊。1935年1月，周立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等作品，译著近百万字。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周立波奔赴山西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和晋察冀边区，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工作之余，周立波先后创作《牛》《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等短篇小说。1942年，周立波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使周立波认识到，自己要想写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1943年4月3日，周立波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讲话》的文章《后悔与前瞻》：“自从这个文件（指《讲话》）发表后，中国文学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许多作者从这个文献里获得了珍贵的启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是这些作者中间的一个。” 此后，周立波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部队、农村、工厂，与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体验生活、了解民情，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1946年，为开辟东北解放区，周立波随军前往东北。在东北，周立波积极响应中共东北局号召，作为一名土改工作队员深入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工作中，周立波收集了大量东北农村进行土改运动的真实素材。1947年，周立波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暴风骤雨》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东北解放区将小说作为土改工作必备参考书发给每个土改工作人员使用。1951年，《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这让周立波深切地体会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于自己创作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沿着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继续前进的信心。 《山乡巨变》的创作经历 1954年末，为深入了解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在北京工作的周立波决定回到家乡湖南省益阳县邓石桥乡清溪村体验生活。回到家乡后，周立波参加了该县谢林港区发展互助组，并协助建立初级农业社。周立波和乡亲们相处亲如一家人，他很爱学习。那时的周立波时常兴致勃勃地看乡亲们驭牛、骂牛、“喷”牛、相牛、用牛，还喜欢听他们讲乡下的事情，不但听得认真，还爱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期间，他写出了反映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试办初级农业社的短篇小说《盖满爹》。该小说的原型是周立波在乡下认识的一位木匠出身的乡农会主席、互助合作委员会主任黎盖。但周立波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并不满意，“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印象，但等提起笔来时，却又写不出什么。印象虽多，但都很表面，对于人的心理、口吻、习惯、性格和生活细节都不熟悉，提起笔来，能写什么呢？”周立波已不满足于这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的走基层创作方式。 这段基层生活使周立波决定，自己今后的文学创作将致力于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新貌和农民新生活。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经过认真考虑，1955年冬，周立波举家搬到湖南益阳县桃花仑乡竹山湾居住。为便于做群众工作，周立波担任了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在家乡，周立波每天和社员一起学习、开会、生产劳动。晚上，收工回家后，他便坐在书桌前，有时读毛主席著作，有时学习合作化运动政策，其后便是将白天劳动中记录下来的事，整理后写入作品之中，有时灵感来了，一握住笔便到了天明。双抢季，他和社员们一起在似火的骄阳下割禾、插稻。为此，他的背上晒起了许多水泡。有一次，在扯田塍子角时，周立波用力过猛，摔倒在田里，社员们笑称他为“泥古牛”。 周立波则风趣地对社员说：“我要真像条牛才好，鲁迅先生教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嘛！” 干农活时，周立波和社员们一样，腰里系块浅蓝色围巾，扎脚勒手下田劳动，他还能挑起七八十斤的担子。1956年初，大海塘村里抽干一口老山塘，村民们都去挑塘泥肥田。要挑起上百斤担子沿着又窄又陡的跳板担上塘坑，这可不容易。社长陈桂香不想让周立波去，还藏起了他的扁担。没想到周立波却从邻居家借来一根扁担，挑起塘泥来了。 住在竹山湾时，周立波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鸡一叫，他就起床锻炼身体，打太极拳，然后洒扫庭院，上午写作，下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开会，或走访或找群众聊天。由于周立波性格谦和、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乡亲们都爱和他接近、谈心、拉家常，甚至连夫妻吵架的事也要请他去说和。 周立波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他知道好友邓益亭（《山乡巨变》中“亭面糊”原型）爱喝酒，所以家里总备点酒，他家炒了好菜总会叫上邓爹喝一杯，“亭面糊”筋骨有点痛，周立波到长沙开会，还特意给他带回两瓶上好的虎骨酒……对于好友邓益亭，周立波极为喜欢。邓益亭是个作田老把式，当他在田里吆牛耕田，周立波就站在田塍路上，细细观察，看他用牛的动作，听他骂牛的话语。田间休息，他们就坐在田塍上“喷牛经”，有时候周立波还挽起衣袖，自告奋勇当“亭面糊”的下手。 社长曾五喜与周立波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干农活。当年，周立波曾根据曾五喜的事迹创作过新闻通讯《曾五喜》，对周立波的真性情，曾五喜心里一直留有深刻印迹。“周老虽是大作家，但同农民合得来。一次，我正在田中踩草，周老见了也自动脱掉鞋袜，卷起裤脚下田，边踩边问情况。那年，我22岁的大儿子在劳动时触电身亡。周立波连忙赶来慰问，眼泪双流。他见我无钱给儿子买棺材，连忙赶到乡政府同干部商量，把没收地主的一口楠木棺材给了我，帮助把儿子埋了……”正是由于周立波的这些举动，他给乡亲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立波胡子”。 由于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当地农民的工作生活热情高涨，这使得农村面貌一新，这种巨大变化激励着周立波要拿起笔去创作。为更好地收集素材，周立波用了5个笔记本记下了20多万字的素材。 1956年6月，经过充分准备，周立波开始动笔创作自己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篇）。在创作中，为把农业化的整个过程编在故事中，周立波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他运用具有冲突效果的典型事件和观察入微的精细描写，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年轻干练的邓秀梅、大公无私的刘雨生、性格沉稳的李月辉、真挚可爱的“亭面糊”、顽固勤劳的陈先晋、固执单干的“菊咬筋”等等。周立波将这些代表了现实中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不同的心态和行为进行了生动刻画，使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那样鲜活。在创作中，周立波使用了一些当地的方言土语。为了能让读者看懂，周立波采用了三种方法：一是节约使用过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须使用估计读者读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三是反复使用，使得读者一回生，二回熟，见面几次，就理解了。在写作中，周立波非常注意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为故事中现实事实的逻辑发展，他巧妙地运用了文学创作技巧。为此，他将自己读过的《水浒传》《儒林外史》中的成功之处加以使用。 这一年，当周立波在创作《山乡巨变》时，他的亲戚满妹的一个女邻居来找他打听她的丈夫。这位年轻妇女当时身上穿着新婚时节的大红玻璃短棉袄，而她的丈夫却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她的遭遇和面容给周立波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她身上，周立波发展了小说中李盛氏的恋爱故事。 1957年12月，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周立波终于修改定稿。在《山乡巨变》正篇即将创作完成之际，周立波考虑到篇幅的原因，以及自己还要写《山乡巨变》的续篇，便把之前多写的有关秋丝瓜和龚子元的一章删去了。1958年1月，该小说开始在《人民文学》杂志连载。当年6月，《人民文学》连载完毕。小说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讨论。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为读者树立起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一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亭面糊”这位老农形象是那样的丰满与立体。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周立波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显人物性格。正因如此，读者认为小说《山乡巨变》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如此的逼真、生动。这部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成功塑造，其实与周立波注重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分析密切相关。周立波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一文中，曾写道：“这些人物大概都有模特儿，不过常常不止一个人。比方，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缩影，有些是另外两个富裕中农的形态。面糊是我们这带乡间极为普通的性格，我们一位邻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贫农。但书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见的面糊不止他一人。陈先晋这个人物的家里我只拜访过一次，平素从别人的口里，主要是从他亲戚的口里，多次听到谈起他，而且，我也观察和分析了和他属于同一类型的另外几个较为守旧的贫农。” 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原型其实是不能等同的。但由于周立波刻画的人物形象过于生动，很多人在读完小说后，都会不由自主地同生活中的原型连在一起。这往往给生活中的人物带来困扰。《山乡巨变》也有这个问题，这让作者周立波也非常无奈。1959年冬，“秋丝瓜”的原型就找到周立波家中来，“秋丝瓜”在小说中是富裕中农，对合作化还有抵触，小说出版后，当地人民公社竟然根据小说情节把他归为破坏人民公社的斗争对象。“秋丝瓜”浑身是嘴也洗刷不清，只有请周立波来拯救他。周立波一边叹气一边给人民公社写信替他辩解。周立波的堂弟也曾跑来质问周立波，为什么把平时他们谈心的话都写成“菊咬筋”的事，出他的丑，周立波也只好耐心地给他解释。 当时《人民文学》就在“编读来往”栏目中刊登了一些《山乡巨变》读者的来信，讨论了一些山乡巨变的问题。同年7月，《山乡巨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小说被誉为“《暴风骤雨》的续篇，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又一次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出版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和推荐，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195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一文。在文中，唐弢针对有人针对周立波淳朴厚实的风格提出的异议做了有理有据的辩解，他在文中说：“在一切成熟的——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老的作家的笔底，新的风格正在成长。暴风骤雨是一种风格，风和日丽也是一种风格；绚烂是一种风格，平易也是一种风格。不同的风格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同年9月，《文艺报》刊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目录，其中《山乡巨变》排名第三。小说《山乡巨变》在人物刻画和语言艺术上获得了文艺界的一致盛赞，并得到农民朋友的喜爱。 1958年7月号《人民文学》刊登了《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在文中，周立波向读者提到了写续篇的打算。1959年初，周立波便开始创作《山乡巨变》续篇。同年11月，周立波完稿。1960年初，小说续篇在《收获》杂志第1期上全文发表。同年4月，《山乡巨变》续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3年6月，经周立波修订，《山乡巨变》正续两篇合并为一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对于这部42万多字的长篇巨著，周立波先后进行了6次大的修改，其中在益阳修改了3次，回北京又改了3次，他亲自誊写的字数达六七十万字。 1960年，在第三次文代会上，茅盾曾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对《山乡巨变》有过评价：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面不受它的拘束。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来越洗炼了，而且，在繁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这部作品，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勾勒人物，朴素道劲，这些都是他的特点。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浓地方色彩，但从《山乡巨变》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了。 1960年以后，小说《山乡巨变》相继被改编为同名湘剧和花鼓戏，在湖南演出后颇受欢迎。特别是经董子畏改编、贺友直绘画，将该小说绘制为同名四册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61年7月至1965年3月间陆续出版，行销全国，并在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中荣获绘画一等奖。这套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推出，无疑扩大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