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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人文 “西学东渐”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相关成果较为丰硕。其中熊月之所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在学界影响甚广。但正如作者所言，有关“西学东渐”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学界有关“西学东渐”的探讨，受“单向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较大，读者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晚清西学阅读问题。然而，已有成果虽引用了某些日记文献，但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对日记史料的系统研究尚待开掘。日记是个体日常生活的“思想史”，并能“重演”阅读经历。就“知识仓库”的构成而言，晚清士人日记中有关阅读儒家经典和二十四史的记载占有相当比重，但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西学知识逐步获得士人的关注，他们阅读西书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些西书主要包括各类西学译著，国人撰写的相关西学著作，以及西学丛书、汇编、书目等。西书不仅是晚清士人阅读的物质载体和文本，也是他们认识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还是他们交往的媒介和社会关系的象征。本文以日记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19世纪中后期士人阅读西书的时机、心态与体悟，从具体的日记文本中“深描”士人阅读西书的“情境”和“话语”，探寻士人如何通过日记编织西书阅读的“意义之网”（the web of significance）。 一、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初步引介与士人初窥门径 尽管从明代中后期以来，西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但是，鸦片战争前，西学并没有颠覆中国士人的知识和信仰体系，“它还只是在传统的知识世界中，预留下了重新理解的思想资源”。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引入，改变了“道”的来源，正如王国维所言：“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就意味着，西学知识谱系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中学”体系，并对传统文化形成冲击，在“道出于二”和经世之学兴起的背景下，西学的传播必然需要读者的阅读予以“理解”与“回应”。而士人对西学文本的具体阐释，“不仅意味着要考察他们所身处的思想风气的影响，而且还要了解他们所感知并引起他们回应的情境”。 鸦片战争后的二十余年间，西学的“引介”和“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早期引入的西学书籍作为“文化食谱”(cultural diet) 虽然种类有限，但它们“倚重时间”，经过传教士及“秉笔华士”的润色和阐释，努力消除“价值冲突”，以适应士人的阅读心理。尽管早期的西学启蒙面临诸多困境，但少数士人的阅读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意义阐释的文本。从阅读的角度看，西学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能获得意义，它依读者而改变”。但是，读者之间的差异又非常明显，“读者乃偷猎者，每个读者群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实践网络与阅读规则”。在具体的文本中探寻这些网络和规则，重建阐释社群，方能理解读者阅读的意义之网。 在西书较为稀缺的社会情境中，读者如何“遇见”西书，进而与之“相识”，在个体阅读史上可成为一个“事件”。“表述者曾经写出的语句，进入了读者的意识空间，由此生成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曾经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语句，被投企到了表述者所组织的文本场域当中，这个原本完整的时空连续体场域，由此出现了瞬间的扭曲和突起——这里发生的就是事件”。如陈澧阅读《几何原本》便是一个“事件”，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因撰《读墨子》一文，引《几何原本》算法以与《墨经》相沟会悬证，为墨子书辟一新途径。可见，西书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是另类的“知识树”，使士人在与作者、文本的“邂逅”中，“制造”了阅读的“事件”，并产生复杂的心理影响、情感结构和文化想象。 当然，士人阅读西书的根本目的是寻求意义。经过传教士和中国助手的长期努力，西学的意义系统得到了初步的“解码”。一些思想先驱注意到“夷书”的思想价值，初步了解到这些文本所传达的意涵，他们通过“挪用”“转喻”和转述，对“夷书”的内容进行引申和运用，扩充他们的知识来源。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之前，已阅读了不少西学书籍，他说：“在粤东译出者，则有钞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刊本之《万国图书集》、《平安通书》、《每月统记传》，灿若星罗，了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而在《海国图志》的成书过程中，则引录《万国地理全图集》57处，《地理备考》91处，《地球图说》34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28处，《贸易通志》14处，《美利哥国志略》24处，《平安通书》11处，共259处。徐继畬也注意博览西方史地著作，他在《瀛寰志略》的自序中称：“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梁廷枏在写作《海国四说》过程中，曾大量引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图志略》一书。这些被“移入”和改编的西学知识，具有延时传播的稳定性，其思想价值通过“历时性”得以强化。 咸丰年间，上海在西学出版与传播中的地位大为提高，西书作为“可交换”的媒介，通过空间的“移动”，为士人打开了“世界知识”的窗口。麦都思等传教士聘请王韬、李善兰、管嗣复、蒋剑人等“口岸文人”担任助手，大量翻译和刊印科学、史地书籍。据王韬在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九日记载，管嗣复与合信翻译医书，“一载之间，著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二种，俱已锓版”。这使王韬等“秉笔华士”有机会成为这些译著的最早读者，并通过他们扩展阅读网络。如《几何原本》译成之后，藏书家韩应陛得知出版资金困难，“特出资授梓”，书成，韩应陛赠送王韬一册。当天，王韬便“夜挑灯将此书略展阅一过”。之后，他“因忆昔年郁君泰峰，曾垂问西人天算各书，何不举以赠之？”遂写信给郁泰峰并转赠此书，他在信中说：“先生素讲西法，获之必喜。况藏书之富甲一郡，算学之书亦不可不备一格。”可见，通过王韬的推介，这部数学名著在时空穿越中实现了意义的延展。 王韬虽然热心向朋友推介西书，但他迫于生计而委身于墨海书馆，内心却对科举仕进有着强烈的追求。在他的阅读生活中，儒家经典和史籍的比例极高。对于各种“夷书”，王韬虽然广为涉猎，但内心充满着矛盾甚至厌倦。咸丰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对好友周腾虎说：“瀚观西人教中之书，其理诞妄，其说支离，其词鄙晦，直可投于溷厕，而欲以是训我华民，亦不量之甚矣。顾瀚窥其意，必欲务行其说而后止，行之则人心受其害矣。”虽为激愤之言，却流露出王韬的抵抗心理。当 “夷夏大防”还是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时，王韬作为底层的功名之士，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核心还是儒学，儒家 “三不朽”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直是王韬的理想追求。这在早期接受西学的士人当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 尽管早期西学著作的发行渠道较为有限，但少数士人“遇见”西书之后，通过各种途径扩展阅读的社会圈层和意义网络。如王韬的好友周腾虎因造访墨海书馆而获赠西书，开启了阐释与传播西学的新途。咸丰三年十一月九日，他“访夷书，得墨海书馆，英夷在此翻译唐字书者。为其校书者二人，太仓潘枕书、苏州王兰卿。得《中西通书》《全体新论》《华英通语》《算法》等”。咸丰七年一月，《六合丛谈》出版不久，周腾虎便有机会阅览并颇为新奇地记道：“胪载中外近事，并及泰西各种学问，可览也。”两天后，周腾虎写信给好友潘季玉，“寄夷人新辑《六合丛谈》二本”。通过周腾虎的寄递，江苏乡绅潘季玉便有机会阅读《六合丛谈》。第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周腾虎在舟中阅读《六合丛谈》第九号，并在日记中重点评论了韦廉臣“论性”一文。他认为该文“博引群书，大约宗韩子‘三品’之言，而断为性恶，如荀子所云”。针对韦廉臣的性恶论，周腾虎结合儒家学说引经据典，以性善论予以反驳，他认为：“天之性，即人之性。性理之同，发于爱为仁。”周腾虎对韦廉臣的“性恶论”进行深入剖析，一方面是根植于传统，同时又打破传统与西学“对话”，体现传统与西学两种力量在思想上的“较量”，表明他在情感和理念上对儒家传统道德有着强烈的依恋。 周腾虎与赵烈文意气相投，他们相互借阅西学书籍，实现知识共享和情感互动。咸丰二年一月十八日， 赵烈文便在周腾虎家见《天地宗旨论》一书，他介绍该书“即耶稣教，其书系外洋刊印”。他结合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对比后认为：“书中大要教人敬事上帝，间能说理，率多浅近，又依傍释氏而变易之。究其意旨，复微类黄老，然于三教无不排屏者”。他读后感叹：“外国争教，每至兵连祸结，杀人盈野，吾儒汉宋，朱陆之争真雅道矣。”显然，赵烈文对耶稣教存在“误读”，他对儒家传统颇为自信。 赵烈文涉猎较广，他平时留心采购西学书籍。如咸丰八年五月五日，他提及要购阅的西书清单包括：“艾儒略《万国全图说》、汤若望《坤舆全图说》、南怀仁《坤舆图略》、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八月十三日，他得到久闻其名的《职方外纪》，颇为欣喜，记道：“明时利玛窦进《万国图志》，后艾儒略增辑为此书，一时为之纸贵。明贤叶向高等为作序，皆服膺其说。艾亦有序，文采斐然，不若今之西人陋俚矣。”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读完该书后，却大为失望，指出：“书中于欧洲各国大半夸辞，而所纪岛魔海族及他异闻，多拾中国小说唾沈之馀，间有实录，亦难尽信，不如今之西人记载为足凭也。”并对书中译文提出疑问：“欧洲各国皆言‘亚’，疑译‘是国’；西半球三州皆言‘加’，疑译‘是州’。俟考。”同样的文本，随着阅读的深入和时间的流动而在赵烈文的脑海中呈现前后不一的印象，这表明他在文本阐释上有着心理上的显著变化。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三、十四日，他阅读并抄录了《校邠庐初稿》的核心内容，评价道：“总论全书，精当处皆师夷法；而参用中国前人之说，然凑数而已，不如夷法之为得。其论驭夷尤善。”这一论断，颇为精当，表明赵烈文勇于质疑，已对“夷法”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通过抄录，士人可以在日记中“再现”西书的文本价值，进而在品评中提炼要旨，阐释意义。如莫友芝在曾国藩的湘军行营中有机会借阅和抄录西学书籍，他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记载：“假得西人《谈天》十八卷，英国侯失勒原本，伟烈亚力口译，海宁李善兰删述。”他抄录了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序言，并评价道：“此其书务出新意，以与古法为难，岂索隐行怪有述者与。”第二天，他又借读慕维廉所撰《地理全志》一书，并记载该书为“耶苏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甲寅仲秋松江上海墨海书馆藏板，则咸丰四年刊也。”在抄录了慕维廉的序言和该书“地质论”部分内容后，他指出：“其说与前《谈天》相辅翼，皆求知于所不必知者也。”他对书中所介绍的“雷电噏铁气论”尤感兴趣，记道：“一竿可庇周土二十丈，西洋周屋每树电竿，获益甚巨。有士以为用竿若多，则天空之电，可运于他所，或免雷暴，或速消灭。”两日之内，莫友芝通过“谈天说地”，在文本阐释中获得了“知识生长点”。 与译著相比，国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向，促使读者在评析和联想中进行思想上的“对话”。《海国图志》在出版之初，其思想价值并未得以充分挖掘。但也有读者悉心考究，勇于质疑，体现出不同凡响的阐释能力。如广州的陈澧在道光二十五年参加会试南归之后，从张维屏处借阅《海国图志》50卷本，对该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辨析。他首先肯定“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但他又直指要害：“以为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并结合广东海防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以夷攻夷”不但不可行，还会后患无穷。道光二十七年，魏源至广州，陈澧与其相会，“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魏源是否根据陈澧的意见修改书稿缺乏具体证据，但两人因书结缘，产生思想的火花，表明《海国图志》作为思想与交往的媒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意义的延伸。 可见，批判性阅读是意义生产的重要源头，也是读者“标新立异”、寻求主体价值的重要方式。如冯桂芬与魏源在“驭夷”观念上较为接近，但他在读到《海国图志》后，对魏源所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观点也表示怀疑。他指出：“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冯桂芬还对《海国图志》进行校勘，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该书既然以林则徐所译《四洲志》为蓝本，就不应该“转取从前之《职方外纪》、《万国全图》等书以补其所无”。在其看来，“西人地理书皆著经纬度，真得地理要义”。而魏源“辄多删薙”，颇为遗憾。他以《地理全志》《地球说略》校核书中论述，“多所不合”，并指出其中四方面的错误。他还提出：“图中列天下万图，而旁注中国之昼长昼短线，更无解。于不知而作之，讥矣。”冯桂芬的考订和质疑，是在广泛涉猎当时的史地西学著作之后，结合已有的知识储备和对“夷务”的理解，与作者隔空对话，体现出他的博学切问和批判精神，也表明《海国图志》在进行思想启蒙的过程中，其“观点的市场”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总体而言，尽管在“夷夏之辨”中，早期接触西学的士人普遍根植于儒家传统，但他们“偶遇”西书仍能散发思想的灵光，引发观念的碰撞。虽然以史地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早期西学著作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西书的诞生，打破了晚清帝国的知识生产秩序，正如吴义雄所言：“19世纪中叶外国史地研究和有关著作的刊刻，是近代中国知识革新的开端，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知识结构，进而改变了整个民族对于世界的态度，为此后长期持续的变革作了准备。”西学突破了“道出于一”的传统，促进了思想启蒙。诸如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思想先驱通过“地理”重新阐释世界和中国，以书言志，体现他们经世致用的良苦用心。周腾虎、赵烈文之类的江南士人有机会阅读西书，使他们对 “世界知识”有着初步认知。王韬、陈澧、冯桂芬等人对西学著作的考证、质疑和批判，表明他们已能突破陈见，阐发新论，这为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撰写新著，推动西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早期的西书阅读群体，虽然规模不大，但西学的“知识树”已在他们的思想世界生根发芽，他们围绕西学文本进行引用、对比与阐释，体现了西书阅读的思想渗透力。 二、洋务运动与西书阅读的“涟漪效应” 在洋务运动中，西方技艺作为富国、强国之术得到洋务派的高度重视。在设法“布新”的过程中，西学的传播造成士人对传统的紧张并需要寻求新的“缓解”，在“经世致用”的社会情境下，西学之“道”与现实之“用”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正如陈旭麓所言：“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较为明显，不少西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官方出资的西学出版和传播机构不断增多。另外，不少教会学校、书局、医院都与西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活动有关，西书种类和数量的大幅增长直接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与阅读。 在洋务思潮的影响下，格致之学颇受重视，读“洋书”与知洋务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大量出版的西书为士人接受西学新知提供了机缘，西书的空间延伸意味着更多的阅读自由，而阅读圈层的扩展能产生明显的“涟漪效应”。诚如安德森所言：“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西学的“知识树”不断壮大，它打破了传统经典阅读的垄断地位，改变了原有的阅读情境，为士人提供了更多元的思想资源。尽管大多数士人仍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之中，但西学作为新的知识谱系引发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并通过士人的阅读和阐释形成更为广泛的意义网络。 西学教育对西书阅读起到催化作用。通过传教士和开明士绅的努力，格致、博闻等教会书院注重引入西学课艺，广泛采购“格致之书”供师生研读，从而促进了西书阅读的“公共性”。格致书院还注重对西学课艺的奖励，在《格致汇编》《万国公报》上刊登广告，吸引各地士子“应考”，极大地推动了西学知识的“成果转化”与“空间扩展”。不少考卷所论西学的深度、广度超乎时人的想象。如钟天纬曾游历欧洲，在江南制造局长期译校西书，学识广博。他在参加格致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春季课艺的考卷中，针对“格致之学，中西不同”的提问，对西方科技发展史进行了简要总结，然后对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加以申论。他认为培根的学说，“以格致各事，必须有实在凭据者为根基，因而穷极其理，不可先悬一理为的，而考证物性以实之”。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直指要义：“其动植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为天道自然之理。”这表明钟天纬通过丰富的阅读实践对西学知识进行了高度提炼，体现出较强的思辨能力。西学课艺作为检视考生西学水平的媒介，通过报刊的广泛传播，对应考士子有着阅读导向和价值指引的作用，这在后来不少士人阅读《格致书院课艺》的记载中得以印证。 从历史情境的角度看，阅读的体验与感悟因人而异，读者对西学文本的解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化而呈现多元的意义。因此，“文本的影响在地理和文化上‘传播’越广泛，不同读者群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就越大。”在洋务运动中，《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西学书籍多次再版和重印，其文本的生命力得以焕发。如《海国图志》百卷本修订版出版之初，便受到郭嵩焘的关注，他读后赞叹：“魏氏此书征引浩繁，亦间有参差失实。要以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而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注重西书的参证作用。他于同治六年第二次完整地阅读了《瀛寰志略》，并在日记中道及原委：“盖久不看此书，近阅通商房公牍，各外洋国名茫不能知，故复一涉览耳。”主张经世致用的经学家孙诒让则经常在西学书本上进行批注。光绪十一年春，他“阅大字刊本徐继畬《瀛寰志略》十卷，有笺记十七条”。是年夏，他“阅古微堂重刊本魏源《海国图志》百卷，随手识记于册中，朱墨笔凡得一百三十馀条，中有附注年月者”。如此细密的批注，表明孙诒让随感而发，通过“拈借”和“移入式”评述展露阅读感悟和心路历程。在“华夷之辨”中，“海国”“地球”“世界”等新概念激发了他们的地理想象和文化实践，文本阐释的差异也体现出他们各有所思，各有所取。 西学书籍“施教”与士人“问学”的结合，通过士人的阅读得以实现。随着“夷务”的开展，《瀛寰志略》等西学书籍作为一些驻外使节了解西方的参考书，在新的阅读环境中凸显了其实用价值。如郭嵩焘在出使英法的途中，于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记载：“计此时已抵努伯阿境，海面阔五百余里，时见岛屿。《瀛寰志略》于红海仅著马苏阿一岛，阿剌伯属地也。”曾纪泽在光绪七年八月二十日，“翻阅《瀛寰志略》，查阅中西舆图越南、东京等处”。张荫桓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记载：“答拜爱立谟，询秘国新政及火车铁路事。其国内有山名安达斯，《瀛寰志略》已著录。”十二月十八日又记：“各国方言互异，即能翻译而字义亦无可诂。美利坚一国或作米或作谜，《瀛寰志略》言之甚详矣。”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期间，多次引用《瀛寰志略》来考证世界各国的民族风俗、地理形势和人物轶闻。如他在考证德国名称时，便引证该书“尤沿用日耳曼之称”。这些例子表明，《瀛寰志略》所包含的实用知识，能够为读者提供“知识地图”，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示其多重风华。 士人在何时何地阅读西书，在个体阅读史上往往是标志性的“事件”。如1837年出生的庄鼎臣，在光绪初年任河北永平知府游智开的幕僚期间，有机会阅读西书。他在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记载：“阅西洋花旗国人《地球说略》，载天下之形胜颇详。”1840年出生的吴汝纶，较早接触西学。其弟子贺涛在1903年赞叹：“三十年前吾国不知外事之时，固已穷考西学，因事托意，发为文章，西书日多，学益博奥精邃。”1845年出生的马建忠在庚申之变后，“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始求上海所译书观之，未足魇意，遂乃学其今文字与其古文词，以进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所以训至于致治之要，穷原竟委，恍然有得于心”。1863年出生的叶瀚，则在17岁时，已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在自述中称：“又闻江南制造局译书处有理化诸书，乃宛转求得一二种，私自讲习。又获见制造局译书目，知兵工制造原本于数理化，不先精数学等，余无可言者。”这些渴求西学的士人，都曾有过“西书情结”，他们由“问学”而“探术”，成为洋务运动和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 社会流动可以为士人创造西书阅读机会，获得文化资本。如安徽桐城人萧穆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职后，得以博览馆中所出各类西书，窥其堂奥，发为己见。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与严子献讨论“翻译外国诸事略体制”。严氏出示其翻译的荷兰、法兰西、意大利等十六国志略，他阅后认为：“叙事既不能皆确，地名、人名复不区别，确有壹是。又无他书详考，只得如此。尚宜翻译校勘脱误字句耳。”这说明他具有颇为丰富的西学知识，虽是本馆同事所译之书，他亦评价不高。之后，他接触不少西书，如当年五月十四日午后，他到同事赵元益处坐谈，“阅其新购洋人所制各处舆图共一册”，但他端详之后认为：“界画工致，惟洋人细字全不能识，尚待有翻译者一一注出，乃可□阅耳。”而经他校勘的《西国近事汇编》，则成为新的西学资源，被某些洋务派官绅所关注。如任李鸿章幕僚的刘汝翼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看《西国近事汇编》一卷”。萧刘二人固然无缘相识，但西书可以跨越时空进行观念的渗透。 从“可得性”的角度看，开放的西书市场能扩展阅读网络，培养更多的“阅读公众”，尤其是上海出版的各种“洋书”拓展了士人的西学视野和认知能力。江苏娄县人杨葆光长期在沪上生活，他在同治十二年有多次借阅和购阅西书的记录，如六月二日记载：“子球送《瀛寰志略》六本、《万国公法》四本。……支买《中西闻见录》钱五吊。”六月十一日又记：“支买《五经揭要》、《卫生要术》钱五吊。”六月十五日，他阅《校邠庐抗议》一书，赞叹该书“甚佳”。浙江桐庐人袁昶在上海龙门书院求学期间就接触不少西学书籍。如同治八年八月，他阅“关慎斋《夷务事实》，将令钞胥撮录其要”。之后，他多次在日记中介绍西学知识。如光绪元年五月，他介绍《西人学制》：“凡立大学之程四，四分其科，人占一学者听，曰医科、治科、教科、道科。”是年九月，他详细抄录《华盛顿传略》，并对该书“有评有赞”。这些记载表明，他勤于采择、阅读各种西书，对西学的认知不断深化，这为他以后参与维新活动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看，阅读“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邂逅的运动”。一些外地士人因参加科考道经上海，“遇见”西书，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进而研读新学，成为个体思想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如康有为虽在1874年便接触西学，但他在上海购阅西书的经历颇具标志意义。光绪八年五月，他参加顺天乡试后，路过上海，“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与康有为相似，梁启超于光绪十六年赴京参加会试之后，南下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此次上海之行，是他关注西学的重要转捩点。浙江象山县的举人陈汉章也因参加会试道经上海而有机会购阅西书。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托人买得《中法和战曲直记》四本”，他认为该书“首冠基隆捷报及各国通商旗号图，编次无法，不著撰人名氏，非通人所作”。由上海至北京途中，他还多次阅读《海国图志》，陈汉章在赶考旅途中购阅西书，而非阅读经史典籍，别有新意。 书信可以将“读文化”与“写文化”结合起来。通过书信和社会交往，士人可以打破地理空间的制约，获得购阅西书机会，并交流西学心得。如苏州人江标在1888年中举之前，曾长期游幕山东，他与萧穆、赵元益、苏稼秋、蔡尔康、李平书等沪上文人书信来往密切，通过友人的书信引荐和委托他人购书，与西学结缘。如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六日，他托友人祁子翁买书数种，包括：“《谕旨》、《曾侯日记》、《航海述奇》、《西俗》、《红楼梦图咏》、《西医五种》、杨咏春字册。”当年九月二十九日，他“灯下阅《瀛海论》，集杂说如右。法王拿破第三谓中国乃通商之国，非用兵之国”。长期的西书阅读与交流，提升了他的西学认知能力。光绪十四年，他参加江南乡试，作《为电》一文，指出：“斯电也，浩荡兮无极……环行乎地球九万里，则一瞬可三匝焉。”其中便运用了他此前所积累的西学知识。西学成为他之后施展才华的思想资源，使他在维新运动中大显身手，暴得大名。 随着西书消费地理的扩张，更多的普通士人有机会获得西学的阅读体验，萌生丰富的文化想象，创造出新的思想空间。在江浙、安徽一带的县城甚至乡下，一些士人也有机会阅读西学著作，这表明西学在“文化下移”过程中，其“知识树”触及士人的内心世界，并产生了意义多元的“复调”。如在江苏苏州的吴江乡下，乡绅柳兆薰于光绪十年五月六日，读“东洋人医书《经穴纂要》”，并感叹：“看其图像，令一身内外，巨细毕呈矣。”而在江苏东台县城，22岁的吉城在光绪十四年时已有3次参加江南乡试的经历，并对江标的乡试闱墨《为电》一文赞不绝口，之后又多次参加上海求志书院、格致书院的课考，成绩不俗，积累了一定的西学知识。当年十一月十一日，他“阅《万国史记》一卷”。在安徽桐城，23岁的姚永概与吉城一起参加了光绪十四年的乡试，获中解元，可谓春风得意。光绪十九年八月，他也多次阅读《万国史记》，“以《万国年表》校之”。八月七日夜，他向其师吴汝纶透露：“欲采《万国史记》、《万国纲鉴》、《万国年表》等书，以中国会盟为主，先为一篇，次及各种学问、教法，皆叙其源委利弊，次及各国史事。体例精详，文字雅洁，名曰《中外会盟记》，实一巨典不刊也。”从西学阅读、阐释到写作，作为传统士人的姚永概意图向新型知识人转变。在浙江海宁盐官镇，乡绅王乃誉虽以开洋杂货店为生，但他留意时政，喜谈经世之学，对各类西书颇为关注。如光绪二十年五月二日，他抄录总理衙门同文馆所译西书篇目及译者姓名，认为“考西学者，其亦知所取法乎”。之后一年多，他多次阅读《盛世危言》等书，对民族危亡深感忧虑，体现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 士人的阅读实践与意义生产，“离不开动作、空间与习惯”。薛福成作为熟知洋务的卓异之士，与他长期博览阅读西书有着直接关联。早在同治七年，他在南京就阅读《西国近事》《普法战纪》等书，留心国际局势。之后，他阅读了大量西书，对世界大局颇为关注。他认为“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道”，希望“古今中西之学，会而为一”。光绪十六年，他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后，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更深入思考。他对西方法律和政治书籍颇为留意，在对中西方政治体制进行比较之后，他指出：“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他曾多次阅读《万国公法》一书，对外交的政治意涵颇有感触，指出：“强盛之国，事事欲轶乎公法，而人或勉以公法绳之，虽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而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未必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抑企乎公法，而其受亏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万国公法》虽然在1864年就由京师同文馆刊行，但薛福成结合自身的外交经历进行评论，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法理意识和国际视野，展示了不同凡响的学识和见解。 当然，西学的传播也会受到一些士人的漠视。如苏州士人潘钟瑞在咸丰十年后曾客居上海二年，造访过墨海书馆，与沪上文人有较多交往，要搜寻西书并非难事。他虽与冯桂芬、王韬、江标等人有过交流，但对西学并无兴趣。他热心于家族事务，对儒家礼仪甚为注重，对地方文献颇为留意，平时喜好著述。他虽对上海“夷场”风貌记忆深刻，但对西方文明却并不关注。即便是偶尔获赠西书，也仅仅是提及而已。如他在光绪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记载：“昨子静侄赠余英吉利新刻九十六图，袖珍本，每图一页即间一页图说，但系夷字，无一认识者。”然而，纵观他1860年至1890年间留存的13年日记，却再无阅读西书的记录。在种种可能之间，一些士人对西书的冷淡，隐喻了内心的抗拒心理。 综上所见，在洋务派“经世致用”“中体西用”的价值导向下，西学之“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制度化”推广，印刷资本主义推动了西书由都市向城乡社会撒播，泛起层层“涟漪”，引发了更多士人的新奇体验，并能产生观念的变革。尽管阅读地理极不平衡，个体阅读的情境、心态与评价也存在较大差异，往往新旧并存，纷繁复杂。虽然不少读者只是偶尔阅读西书，表达“我读故我在”，但西学知识的引入改变了他们的“知识仓库”、情感结构和认知能力。而一些新潮人物的文本阐释与阅读感想，表征了这一群体的整体价值取向。尽管有些评论夹杂了儒家传统观念，但他们对新知识的理解，有着由此及彼的感悟、体验和想象。这些新观念、新思想，虽然散见于士人的文本阐释之中，但从整体上看，士人的西书阅读产生了一定的“涟漪效应”，与洋务思潮相互呼应，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三、维新前后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新意”蔓延 甲午之后，国将不国，“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的危机，而且是一种远为深刻的危机——东方秩序的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士人需要用新的世界观来重建意义和秩序，“除旧布新”便成时代所趋，启蒙所向。正如丘为君所言：“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第一项重要特质，是对‘新’的乌托邦式向往。”西学即是“新学”，西书往往被视为“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梁启超更是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西书是“新”的隐喻，士人读西书不仅是趋新的标志，也是争当“新人”的重要途径。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喜新厌旧”的潮流中，士人面对古今中西的选择，有着更为复杂的阅读体验和更为幽微的心路历程。 维新前后，在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西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通过拈借、对比、评论和想象，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阅读文本，并进行“跨文化对话”，展露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如“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孙宝瑄，与不少当朝显贵和沪上名流相稔，他对中西之学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他认为：“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 孙宝瑄将中西知识融会于他的阅读情境之中，旁征博引，探求新意。仅以光绪二十三年为例，他在日记中多次抒发自己的阅读感悟。四月十二日，他读《心灵学》一书，认为“西人格致家渐从事于心性，可谓知本矣”。五月一日，他读完《电学须知》一书，对电学知识有了初步了解，惊叹电为“极神之物”，“将来有无穷奇妙，悉从此出”。五月十三日，他读《交涉公法论》，运用儒家伦理予以解释，指出：“西教仁爱仇敌之旨不行，则战祸一日不可已。”九月三十日，他读完《无邪堂答问》，认为作者朱一新“于汉、宋两学皆有心得，颇能窥其本原。惜其于西国事，隔阂而已”。十二月五日，他读完《天演论》下卷，对中西之学加以总结：“今日中西学问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学，西人多治未来之学。曷谓已往之学？考古是也。曷谓未来之学？经世格物是也。”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孙宝瑄在求新的同时，注重会通中西，明辨是非，去虚求实，强调意义的升华。 饱学西书之士不仅能活读活用，还能在“沟通体系之内积极进行意义的整合”。与孙宝瑄经常切磋西学的温州士人宋恕，早在甲午之前已阅览不少西书，光绪十五年，他参加己丑恩科浙江乡试，不售。自以为“三场拙作，颇不犹人，多宗古谊，兼采西书”。甲午之后，宋恕在上海广交“西友”，广阅西书，学识大进。他还通过书信与友人建立西学交流的网络，纵谈人物，品评论著，鞭辟入里。如他在写给贵翰香的信中指出：“志三刊行《治平通议》，弟今春始得见，多未浃鄙意。郑陶斋所著《盛世危言》，虽有可采，然东剽西窃，学无源本，未足言著书也。何启《时事论》亦无源本之谈，薛叔耘《四国日记》亦无源本，然诸书征实处皆足资考镜，不可不涉猎一过也。”而对于傅兰雅所译的《治心免病法》一书，他认为是经典之作，赞叹：“微妙不可思议，直是《楞严外传》，案头不可不置一部。”宋恕与友人的几番评论，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阅读经历和学术视野，体现其独立思考、勇于质疑、求新求变的精神。 通过亲友传递西书，不仅可以引发新的“潜流”，也能促进情感交流和意义延展。维新时期，上海出版的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邮递和传阅，在地方社会形成了新的阅读圈层，促进了“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扩张。如江苏常州的士人庄先识，因其父亲经常从上海寄回大量书报，见识渐广。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读到曾纪泽所著《使西日记》之后，认为“中多有用之言”，并详加摘录，悉心品味。又如宋恕与陈虬、张图片、林骏、刘绍宽等温州士人有着密切交往，为他们邮寄西学书刊，使他们能够在乡下了解西学新知，打破“道出于一”的固有格局。林骏在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阅读的《天演论》，便由宋恕代购。林骏读后深受启发，认为该书“说理切实，不事钓奇，洵西人理学之第一书也”。张图片是林骏的妹夫，他通过其交往网络也有机会阅览西学著作。如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他至温州城探视岳母，内弟周仲明“送来陈君志三《治平通议》”，之后，他连续四天阅读该书。在温州乡下，林骏、张图片等乡绅虽然向往科举仕进，但西学所泛起的涟漪，已悄然波及他们的读书生活。 然而，西学的浸染并非一蹴而就，不少乡绅受到科举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很难突破中西文化的壁垒，内心颇为矛盾和焦虑。1867年出生的温州平阳县生员刘绍宽，虽然在光绪二十年之前便阅览了《物理小识》等西学书籍，但他重考据，学经义，读闱墨，积极参加科考，对儒家礼义传统念念不忘。光绪二十年四月，他与友人在平阳设立书社，购置中西书籍，以开风气。但他提出：“不学礼，无以立，今后礼制必尽崩坏，生民祸亟。存其书，翼有能考索而兴之者。礼以义起，变通从时，不必泥古也。若西学之书，不过十年即成尘羹土饭矣。如购西书，讲西学，必须兼购仪器，联学会，随看随学，方有所得。”他所理解的西学尚停留在“格致”的层面上，而传统礼义之书则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他在后来总结甲午年的读书经历时指出：“是岁学力、思想较上年稍为开辟，然间有走作，不固所守之处，新知旧学难相融洽如此。”这种新旧冲突的矛盾之说，可谓诛心之论。但他对西学新知仍然较为关注。如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三日，他读美国学者乌特·亨利所著《治心免病法》一书，结合程朱理学展开联想：“此真心理学，与宋儒无异。”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五日，他读完当时第一部汉译货币银行学名著《保富述要》后总结：“觑破钱财，为福泽之影，而并无实际。”之后数年，他阅读西书范围颇广。但是，他对此并不满意，怅然若失。他感叹道：“究之所得新学，尽是皮毛，久之皆脱落，而不能附著，徒使旧学日荒。非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欤？”他对昔日“趋新忘旧”的反省，体现出对“新学”的失落和对“旧学”的眷恋，此类惶惑心态，在清末士绅中并不鲜见。 然而，在“除旧布新”之风的影响下，新学可以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维新前后，上海出版的大量西书在北京一些开明官绅之间传播，为沉闷的帝都注入了一些活力。如谭嗣同早在1893年便在京师结识新学之士，购阅西书。1895年，梁启超则在京师强学会阅读了大量西书。同年，王同愈由京返乡，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拜会杨敬孙，对方出示《盛世危言》，王同愈读后感叹：“深切时务，洞烛利弊，国家诚求富强，舍此奚择哉？”维新之后，京师阅读风气大变。黄绍箕在写给张图片的信中称：“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将来衡文之选，皆出其中。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这表明阅读西书已成为时代所向，变革所需。 新思想可以突破旧的阅读秩序和传统。西书为开明官绅打开了新学的通道，在潜移默化中催生了观念的革新。以蔡元培为例，光绪二十年，他已任翰林院编修。他在京多次购阅西学书籍，如《几何原本》《心灵学》《电学源流》等。光绪二十二年，蔡元培虽告假回绍兴，但他广泛涉猎西书。一月三十日，他读完《盛世危言》五卷，颇有心得，认为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八月五日，他读完《无邪堂答问》一书，评价其“宗旨与《东塾读书记》大同，而持论更严”。十月十日，他读梁启超所著《西学书目表》，指出该书“甚便翻检。识语皆质实”。第二年，他在京继续阅览西书，四月二十八日，他批评陈炽所著《庸书》：“其语皆世俗所知也，而喋喋不休。”而对于陈炽所著《续富国策》一书，他认为 “较《庸书》为切实”。八月十七日，他读英人宓克所著《支那教案论》后赞扬：“论俱透辟”。从这些阅读记录看，蔡元培虽在官场，却留心西学，视野宏阔，读西书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的考证、质疑和主张，形成了一条阐释西学的内在线索，见证了他在新思潮影响下的知识演进和观念转变。 与蔡元培同科的进士夏曾佑，在任礼部主事期间，关注时政，涉猎不少西学书籍，他往往结合相关西书进行“校阅”，在对比中加强对西学的理解。如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他“以《地学指略》校《地学浅释》”。十二月十三日，他以丁韪良《罗马记》校冈千仞《罗马记》，他读后进一步比较：“无不同也，而丁书远不及冈书之完整，丁书一册之中，彼此互异，此由各就本书钞出，未及会通也。”第二年七月十五日，他读《无邪堂问答》一书，结合自己的见解与前人论说进行对比：“大指在陈兰甫、康长素之间，其中诸子出于老子一条，为朱书宏恉，与鄙见最不相合。”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读严复所译英人赫胥黎书二册，读后进一步阐发：“此为西人之新学，然其实仍发明印度、希腊诸古教也。”之后，夏曾佑还阅读《谈天》《保富述要》等多部西书。他强调西学的意义关联，在阅读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而成为维新变法的积极宣传者和参与者。 西学阅读网络的空间扩张，对“地方性知识”、阅读传统和社会风气产生一定冲击。地方精英的西学阅读取向，不仅促进了地方性阅读群体的形成，而且强化了西学书籍的“在地化”和社会影响力。一些饱读西学之士还通过组织化传播，广泛开展西学教育和阅读，开启文明之风。如离开官场的吴汝纶，利用保定莲池书院这一新学传播的基地，促进西学教育的推广和阅读社群的建构。吴汝纶西学造诣颇深，其日记中阅读的西书至少在58种以上。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他的学生多受维新思想的识染，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西学阅读网络。如他的得意弟子贺涛在冀州信都书院执教时，竭力购置西学书刊，大力推广新学。贺涛在批阅学生陈蓉龛《论泰西学校》一文中指出：“论外国必引我先王，为中国壮门面，乃不免书生之习气。”其对“西学中源说”的批判流于笔端。彼时，贺涛已患目疾，阅书困难，其子贺葆真经常为他朗读各种西学著作。贺葆真多次在日记记载为其父“说书”的经历，如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载：“为吾父说《泰西新史揽要》。”在其父的影响下，贺葆真阅读了《瀛寰志略》《万国公法》《交涉公法论》等大量西学书籍，转变为趋新之士。 地方大员对西学的倡导，则有利于促进西学阅读圈的扩展，并影响地方士绅的阅读风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新式学堂，聘请谭献、陈庆年、姚锡光、夏曾佑、钱恂等人担任新式学堂教习，他们都曾具有一定的西学基础，且术有专攻，对文本的阐释颇为深入。如谭献在主讲湖北经心书院期间，对所阅西书悉心品评，新论迭出。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初阅《无邪堂答问》，认为“多深钝语”。但第二年闰三月二十三日，他再读该书，深受启发，感叹：“精理名言，持之有故，此有用之书，颇思一一标识之”。对于康有为的著作，他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初阅《新学伪经考》，认为“康氏书持之有故，不无周内”。但至闰三月十七日，他读完康氏《新学伪经考》后，大为失望，指出：“毕竟非金城汤池，炫妍市怪而已。”谭献擅于考证，精于文字，他深入浅出，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判断这些著作的价值，这些前后不一、甚至矛盾的评判，不仅体现了他的身份和性情，也源自他的能力和期待。 一些地方大员将西学之“道”与变革之“术”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化资源的运用，将西学“转喻”为政治，大力倡导西书阅读，培育西学人才，从而改变地方社会的保守陈腐之风。如湖南学政江标大胆改革，采用西学“课士”。江标的作为，非仅改变扭转士风，也带动士人的读书世界的转向，更让“西学”的知识空间与“文化市场”的“生意经”，同步扩张。之后，维新人士创建南学会、时务学堂等，广泛订阅时务书刊。三湘人才脱颖而出，便与“西潮”的影响密不可分。如在湘潭乡下师从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的杨度，亦受新学之风的影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一日，他看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颇不以为然，认为“其才足以辨伪经，其识不足以治真经”。之后，他认真阅读《万国史记》《几何原本》《地理备考》等书，均细心摘录，认真思考，推动西学新知与变革实践相结合。 地方精英的变革言论，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西学阅读经历有关。维新时期，皮锡瑞在湖南颇有影响，尤其是其在南学会的数次讲演，显示出扎实的西学素养。早在光绪二十年，他就对时局颇为忧虑。是年二月十日，他读夏燮的《中西纪程》，颇为激愤，认为“养痈且甚，启废无人，真不知祸之所终也”。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他阅《泰西新史》，在指出书中一些谬误之后，他对当时译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西人著书者多英人，偏袒英法，中国不考校诸国之同异，惟英人之书是信。”三月三十日，他阅《俄游汇编》《中倭和战》等书及《中国宜改革旧法论》，在肯定“颇得其旨”的同时，又认为这些书“于中国不能变法及西国不能遽行于中国之理，诸君似尚隔膜”。他对西学著作的研读和辨析，为之后大讲汇通中西、变法开智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维新时期与皮锡瑞为敌的保守派代表人物王闿运，对湖南维新派的活动大为反感。他的立场，与其阅读西学书籍的态度一脉相承。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他看《中日战纪》，对书中内容颇为不满，骂道：“全无心肝人所作也。”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一日，他读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颇为不满地写道：“搜辑虽勤，竟无所用，不知彼国亦喜之否。若作小说，反有所观，顾忌既多，词又雅正，便成无用也。”第二年一月二十日，他看梁启超所编《经世新编》，大加讥讽：“以余为不谈洋务，盖拾筠仙唾余而稍变者，康、梁师弟私淑郭、王，不意及身而流弊至此。”在他看来，这些西学著作，是“恶”的象征，于旧法不符，全无用处。此类“新书旧读”和“抵抗性阅读”的倾向，反映出保守派对新学的厌恶。 然而，新学之潮势不可挡，西学的阅读圈层不断向外围扩张。在四川成都，拔贡出身的张朝墉与潘季约、宋育仁等维新人士交往密切，他留心西学书籍，并结合时局加以评论。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记道：“阅英国李提摩太所著《天下四大宗论》《欧洲各国开辟非洲考》……俱极得要领，中国讲西学者，多未道及其言。”在张朝墉看来，新学已成为解决时弊的“良方”，“若果以新学为训，不独外患可消，亦内灾可弥”。而在陕西泾阳，刘光蕡在味经书院设立时务斋，大讲西学，订阅新式书报供诸生阅览。同时，他对陕西风气未开、思想守旧的阅读环境较为了解，他指出：“然吾中人则虚图片自大，谓读洋书者即为变于夷，则请以中兴诸贤文集事涉洋务者先焉，其他则从算学始。”此类循序渐进的西学阅读法，体现了他的务实求变精神。 由此可见，维新前后，新旧之争空前激烈，士人阅读西书的体验可谓五味杂陈、意义多元，但西学作为“济世良方”已产生广泛影响。对趋新之士而言，读西书，学新学，求变革，是释放对传统的内在紧张和追求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从“我思故我在”的角度上看，不少士人留意采摘西学知识，意在反思和改造传统，表达“求新”的旨趣，重建新的价值和信仰。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不少士人通过对西学的深入研读，实现向知识人的身份转变。一些士人固然还在苦读经史，留恋旧学，甚至坚拒新学，但西学的“匡时济世”作用被不断放大，并促使读者不断“推陈出新”。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结语 以日记为中心探究士人阅读西书的阐释过程和思想历程，只是复杂阅读世界的“一个面相”，而且，个体阅读西书的记忆具有选择性，不少士人仅以“流水账”的方式记载书名，表示“已阅”，难以揭橥阅读过程中的幽微心态。由于士人的社会经历、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和阐释能力差异较大，并受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情境的影响，其阅读体验也千差万别，呈现出新奇、疑虑和矛盾的复合性思维。但是，这些真实读者的“出场”，却能“重演”西书阅读的部分历史场景。他们通过购阅西书的记录和回忆，展开文本的阐释、品味与想象，在“中学”之外形成另类的西学文化景观和意义之网。 整体意义上的晚清西书阅读史揭示了西书传播的时空维度，也体现了“情境与思想”的共同作用。“佣书西人”的王韬、李善兰等口岸文人，通过他们的地缘、亲缘和趣缘关系，为士人与西书的“邂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读者则由于对西学的关注和交流而形成“阐释群体”。西书的阅读网络从上海向江浙、两湖、京津等地不断延展，由都市社会逐步进入城乡社会，体现了西学传播与士人阅读之间的互动互进关系，以及中西古今之间的纠缠过程。地方大员的推动，社会精英的示范，以西书为媒介的交往网络的扩展，推动了西学阅读的“在地化”。因此，西书阅读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时间延续和空间流动实现的，而阅读的圈层化、阅读地理的不平衡与西学传播的知识地图有着内在联系。 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蕴含了士人寻求西学意义的复杂过程，也反映出 “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张力。西学的传播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展示了近代知识谱系由“道出于一”向“道出于二”乃至“道出于多”转变，士人不断调适并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以缓解内在的“紧张”，证实了西学的“文化催化剂”作用。西书作为“他者”，强化了士人的自我认同和价值取向。西书对士人的影响可谓“月映万川”，但西学的“现代性”冲击了中国经典知识的垄断地位，使读者在不同的阅读场域中，采用了多元的阐释策略，有着复杂的阅读体验、话语体系和文化想象，蕴含了士人追求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从早期的西方地理、历史知识解读到后来的科技、人文、社科知识的全面了解，士人的西书阅读进程“见证”了晚清社会的现代性。 士人的西书阅读不仅是思想上的“相遇”，还表现在实践上的“指引”。西书作为“镜像”，是“新”的象征，为士人提供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西书是一种“可沟通”的媒介，它为读者提供了另类的世界知识，促进西学文本的意义输出和价值再造，并使许多互不相识的作者和读者进行“隔空对话”。从早期的“全球”历史与地理观念的介绍，到后来进化论和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士人通过阅读西书更新“知识仓库”，审视自我，反思社会，进而融汇变通，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萌生对西方文化的运用与改造，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实践之中。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蔡元培，他们的西书阅读实践，对后来的学术活动和政治生涯都有着深刻影响。阅读产生知识，知识催生信仰，从这个角度看，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总之，本文通过个案分析进行“意义的阐释”，旨在寻求晚清西书阅读的“解释性结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西学传播研究。从早期传教士对西学的粗浅介绍，到维新时期西学的学科化、类型化和制度化，西学著作的出版和知识演进，通过士人阅读、阐释得以印证，从而体现其消费价值和社会意义。从这个层面看，士人的西书阅读、记忆与想象，形成了许多具有独特意义的节点，编织成纵横交错的意义网络。而读者阅读西书的过程，也就是在观察自我，想象他者，阅读社会。可以说，西书是晚清社会整体意义上的新媒介，它不仅引发了士人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更通过士人的阅读和实践汇聚为内在的变革动力，促进了晚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可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既要主动回应西方文明的冲击，又要赓续传统文化的民族慧命，在开放中实现内在超越，在对话中展示文化自信，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丰富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