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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献专业。自从进了这个专业，似乎就奠定了与中华书局的情缘。当时的专业老师，常对我们说，古典文献是培养国家古籍整理人才的，现在国家太需要了。我们祖国这么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四部古文献，需要新时代的重新研究和整理出版。而做这项事业，最正宗、最富有传统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中华书局。20世纪80年代初，真是积极向上的年代，同学们十分热心积极地沉浸于学习中，除了一般中文系必修的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专书选读这样的课程外，最具有专业特色而且不乏深度和难度的课程，就是古籍整理的六大基本功——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我们似乎不是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本身，而是在训练自己成为一类特种兵——古籍整理与编辑的工匠。一旦毕业，时刻准备着，奔向中华书局，加入传承、保护、弘扬中国古典文化的队伍中去。 当时我们知道，北大古典文献七七级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就已经分配在中华书局工作了。七七级下面就是我们八一级，大师兄师姐们对我们特别亲切友好，在我们毕业面临专业深造和就业选择时，都给过关切与指点。总之，他们是我们的榜样。追溯起来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成立于1959年，我的老师严绍璗先生，就是古典文献第一届的毕业生。他虽然是留在了北京大学任教，但他古文献专业毕业的老同学和师弟，就有好几位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如熊国祯、崔文印、许逸民等先生，他们是我们的师叔辈，也是我们的老师。 可惜我自己，根性不定，本科毕业后，没有继续在“古籍整理”这个专业方向上用功，而偏向到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和中日近代学术交流的专业学习上。眼看着自己的同学和师弟们又有不少分配到了中华书局，做起正宗的、富有专业特长和纯正学术精神的中华编辑时，心中既佩服，又不免暗自惭愧。 上大学时，钱钟书的著作特别受人推崇，他的中西兼长，学养深厚，尤其令我辈学生赞叹不已。记得有一天，是一个外聘的社科院专家老师给我们上课，他告诉我们说，钱钟书学问大，俯视学界，惟愿信任中华书局，特别是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就都是周先生做的责任编辑。学界一般认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质量高，但外人或许不易看到，在这些著作背后，有一批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他们的学问与见识，毫不让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以后的新世纪。当年仰望中华书局却做了专业逃兵的我，却受到中华书局一次又一次的恩德。20年来，我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7本书，何其幸也？想起来真是不胜感念。 2000年，我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博士毕业，正热心于介绍与研究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研究。这门学问，上推到日本中世和近世，叫汉学或江户汉学；下延到近代主要是明治中后期以后，由于受到西方学术观念与方法的启示和影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后来学界一般称为“中国学”。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严绍璗老师的指导下，做的日本近代中国学代表性学者内藤湖南的研究。第一本学术论著《内藤湖南研究》，正是在严老师的推荐下，作为严老师主持的“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的一种，2004年由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出版的。3年后的2007年，我把在内藤湖南研究以外的相关研究论文，结集为一本新的论著，取名为《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也是在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出版的。 那几年间，为了研究写作，我不免搜捡、阅读和翻译了不少日本中国学著作，以及一些重要中国学家来华访书买书读书的回忆录和访谈文章。这些日本中国学的汉译，或是自己投稿，或是因为某个机缘，比如作为丛书中的一种，受丛书主编或出版社的约稿，我又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3本译著。它们是2005年的桑原隲藏著《东洋史说苑》，与课堂上的研究生王广生合译，收入王晓平先生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2006年的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与课堂上的研究生宋炎合译，单书出版；2008年的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这本译著1999年就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10年后，因为收入中华书局“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又得以增订再版。 可以说，在博士毕业后的10年间，中华书局鼓励和帮助了我的学术热情和学术生产，见证和推进了我的学术耕耘和学术成长。我的这些论著和译著，在中华书局的出版历史上，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一粒芥籽，但对我个人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我不能忘却的情缘和恩泽。 除上述之外，2012年，我还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读书随笔集《梅樱短笺》。这是平时研读中日著作的副墨，它满足了我在严肃论著之外随感性、甚至情感性的书写。这本书得以收入李世文先生主编的“园田文库”，我特别高兴。同时，像“园田文库”这样当代学人随笔丛书的出版，也记录了中华书局于古籍整理、学术专著之外，对于普及性图书出版的拓展探索吧。 在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是2020年《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一书，我的工作和署名是“整理”。感谢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向湖北博物馆借来先祖父遗墨的高清扫描件，交我整理。我就是把1948年到1957年间钱穆先生写给徐复观先生的书信资料，一一辨识录入，编次年月、排定格式而已。在带着感情完成任务的同时，不由感叹：自己也终于出了一本不是古籍整理的“整理”之书。 两本论著，三本译著，一本随笔，一本文献整理，记录了中华书局对我的恩泽。雪泥鸿爪总前缘，回忆至此，内心充满感谢与感慨之情。祝愿中华书局在第二个百年里，与时俱进，再创辉煌。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