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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久先生是贵州的鸿儒硕学，亦是我钦佩的前辈学者。近有幸读到友人李立朴为先生撰写的七秩大庆寿联：“通今博古，煕育多士，传统赖弘扬，喜看桃李满天下；勤政爱民，清风两袖，口碑播父老，长留恩泽遍黔中。”还有王尧礼写的《顾久先生七十寿序》：“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博览群书，学问渊雅而融会贯通，见识敏达而不轨时流。最难者为胸襟博大，谦冲礼让，不炫己能，不摘人过，高低贵贱，一以视之。故其执教上庠而为良师，出以佐政而称廉吏。”这两束文采飞扬的贺寿文字，深获吾心，确实写出了顾先生的学识与风骨。如果想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尚须参看顾先生的履历：先生是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并先后担任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2000—2005）、贵州文史研究馆馆长（2005—2018）、贵州省文联主席（2012—2016）、贵州省重大出版工程《贵州文库》总纂（2016—）。 其实，我知道顾先生还是比较早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蓉城看望先祖父汤炳正先生，他恰好（1984年11月）从西安参加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归来，书房里放着厚厚一摞会议论文。谈话中说到训诂学大师殷孟伦教授及其弟子，景麟公顺手从那摞论文中抽出一份递给我，说作者顾久是你们贵阳人，现是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青年教师，文章写得很不错，角度新颖。因为有很深印象，论文题目我今天还依稀记得，叫《音义关系谈》，乃是探讨汉语复杂的音义关系，文颇富创见。上面还有先祖父用朱笔划的一些圈圈和杠杠。 顾先生是“章黄学派”第二代中的重要传人，我勉强也算是“章黄学派”后学，就此而言，我与顾先生还有点学术渊源。先生早年就读于山东大学，系殷孟伦教授的入室弟子（研究生），致力于太炎先生所开创的汉语同源词研究，检讨传统训诂学“音近义通”的科学性及其局限性，提出音义分析、字形分析、形态分析、他语种对比分析、不同文化比较分析等五种同源词研究方法，最终以《古汉语同源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卒业。殷教授是黄季刚门下的得意弟子，太炎先生在给汪东的信中曾写道：“季刚半月前尚寄信来，何以仙化如此其速！ 想耽酒致疾，一时猝发，遂不可救耶？从此吾党失一健将，不能不令人覆醢也。身后事想无缺乏。闻弟子得传者以重规为第一，次即孟伦，继起尚多，其学当不至泯绝也。”（见《章太炎全集·书信集》P503）殷教授与先祖父相友善，又皆以朴学为业，两人在训诂学方面均有不凡的成就。顾先生读研期间，曾受导师安排与两位同学一起拜访过先祖父，他们讨论了上古汉语韵部划分等问题。后来我见到顾先生时，他说当时你祖父说着一口尖团音分明的胶东腔，接着就给我模仿起来，简直是惟妙惟肖，像极了。我不由感慨真不愧是殷教授的高弟，亦善古音学。再后来我因起意写《章黄学案》，捜集了殷教授及其弟子的一些资料，始知先生系当代训诂学名家，曾在《中国语文》等权威刊物发表过论文。王云路等编的《中古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附录的《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古汉语研究论文目录》就有他的几篇论文存目。 我们知道，过去训诂主要是从字的形训、声训、义训三个方面着手研究，而顾先生的贡献则是拓宽了训诂学的研究领域，即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词义”的训诂视角。这里且举他《文化词义研究》中的“鹧鸪”与“紫”两个小例子。“鹧鸪”这个词，一般的注家就说它是一种鸟，但是在“文化词义”中它还有独特的含义。“鹧鸪”是所谓随阳之鸟，叫声是“行不得也哥哥”。所以温庭筠的《菩萨蛮》写思妇而不着一“思”字，只拿衣服上的双双“鹧鸪”来委婉说自己对远行夫君的思念，所谓“背面敷粉”，婉约蕴藉。什么叫婉约词？ 这就是典型的婉约词。但如果不懂这个词的文化含义，便很难领悟其妙意。再比如“紫”是天神之色，不是简单的红色与蓝色的混合。如天宫叫“紫宫”，仙女叫“紫女”之类，以及今语“紫气东来”等等。所以“日照香炉生紫烟”句，便有李太白游仙的旨趣在。 2016年，贵州省启动《贵州文库》重大出版工程。顾先生受命出秉编政，设立总纂办公室，不佞有幸忝为编纂，得从先生而躬与其盛。文库荟萃吾黔古今文献，种类之多，卷帙之繁，六百年来未有也，而事务之繁钜，殆亦六百年所未见。顾久先生作为总纂特从校勘学、训诂学角度确立了繁简字转化的原则、判断异体字的方法。他曾有针对性地提出：“《现代汉语词典》不是为古书而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有，依《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无，用原字。”至于“判断两个字是否是异体字的关系，须从形、音、义三个方面着眼”。先生每一立论，无不以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为基础，以疏通文义为核心。这些观点对我参与文库的工作，校勘古籍颇具指导意义，也近距离感受到了先生的大家风范。顾先生还多次带领文库的同仁前往贵州博物馆、贵州图书馆、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单位检阅文献图籍，从市县调阅少数民族的文献材料，显示出严谨而务实的工作作风。对编纂的审读报告与责任编辑的处理意见，顾先生每次皆及时回复，勉励有加。诚如尧礼兄所言：“主其编政者，非硕德宿学不能为也。先生品格高尚，学识渊博，足以聚人，足以任事，复礼贤下士，广结善缘，实为不二之选。”“从先生游，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怡怡焉，熙熙焉。” 在主持编纂百余种贵州文献中，先生坚守旧学传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同时善于汲取新说，引进西来理论，审视传统材料，尤其注重地方性文化遗产的发掘与弘扬，从而轶出传统训诂学的范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态哲理。 谈到贵州，过去人们总说落后荒凉。其实今日的贵州，已不再是过去贫困、失语、被误读的贵州，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地方文化的深度挖掘提炼，正从历史舞台幕后走向前台。顾先生认为，地方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深受传统精英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双重挤压而沦为小传统，殊不知，作为中国原初文化的小传统具有大价值，必须摒弃传统的单一视野和今天仍在广泛产生影响的约化、线性、简单因果等理论思维模式，要用新的世界观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从更具复杂性、系统性、偶然性、耦合性的生态哲学去整体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因此，顾先生这些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宣传贵州历史，贵州文化，让世界了解贵州，让贵州走向世界，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他曾以时间顺序，梳理了贵州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演变过程，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贵州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是贵州人的奋斗目标与精神写照，是贵州当下和未来发展必须要守住的两条底线。“天人合一”对应生态底线，“知行合一”对应发展底线。两个“合一”就像高远的宣言和目标，引导着贵州人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正处在何时何地？”“应该为子子孙孙的更好明天奠定怎样的基础？” 顾先生还曾与人合著过《传习录全译》，对阳明文化亦很有研究，认为阳明文化首先体现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他从“大群体的社会秩序”来阐释阳明文化的产生与意义，指出在阳明先生所处的时代，作为存在链条的“天”“道”到个体自我之间，中间环节的明君、圣贤、经典出现了断裂；阳明心学的建构正在于将“天”“道”与个体的自我直接相关联，进而化解明代社会在秩序上紧张的问题。相对于“真理在外不在内”的理学及其在明代所带来的问题，阳明先生则强调“真理在内不在外”。顾先生因此提出，阳明文化具有以“道”“法”“释”“兵”诸家为补充的特点，无论是在阳明先生的思想还是在阳明先生个人的生命实践中，都充分体现了道家的潇洒、法家的严谨、释家的简奥、兵家的犀利等特点。他认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是阳明文化的主要内容。准此而言，“平易真实”，注重“事上磨炼”，且贵有“平民精神”的阳明文化，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综合体”。因此，他特别强调通过“自守己心，以心正道”来彰显个体自我的主宰性，同时又通过“以行证心、知行合一”来强调道德活动的实践性。阳明文化中这种强烈的道德自主性和自信力，解放思想、自由独立的人格的精神，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亟需我们来发掘与弘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