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乡土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危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02 《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邢来顺 参加讨论
摘要：德意志帝国时期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剧烈碰撞，形成“现代化危机”。传统乡土作为人们童年记忆中的安全之地，成为他们躲避“现代化危机”的本能选择，由此催生了精神文化和社会领域以回归传统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可以说，回归传统乡土就是人们用来化解“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回归传统乡土不仅给怀念前现代乡土生活的人们以精神慰藉，使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得到一定的保护，而且促进了德国文化和自然景观保护传统的形成，对于德国构建和谐合理的传统与现代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德意志帝国现代化危机乡土运动工业化城市化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当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可谓独树一帜。它起步较晚，19世纪30年代中期才开始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进展很快，到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就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变，由传统农业国一跃成为引领性现代工业化国家，并且实现了城市化。 然而，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并非只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快速进步，相伴而来的还有现代与传统剧烈碰撞所引发的诸如传统乡土衰落等各种问题。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速现代化，让许多原本悠然于传统生活形态中的人们难以适应。他们渴望在精神和社会层面寻找一种缓冲空间，对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反思和调适。于是，人们所熟悉的前现代传统乡土社会，作为曾经的安逸生活的原点和情感落点，成为大众注满思念和牵挂的乡愁所在，也成了人们平衡和抵御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的精神和社会堡垒。人们渴望回归记忆中田园诗般的地方乡村，躲避现代工业城市中紧张而动荡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希望能够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中保存所熟悉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这些现实压力和情感需要就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传统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Heimatbewegung）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乡土运动作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应对“现代化危机”的一场广泛的精神和社会运动，在欧美史学界不无关注。然而由于它涉及精神、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相关研究关注视角也不尽一致。美国等国学者侧重于探究德国人的“乡土”观念以及“乡土”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例如，著名文化学者西莉亚·阿普尔盖特（Celia Applegate）以考察德国人乡土概念演变为出发点，认为德国人的“乡土”带有一种“共同所属的情感”表达，既有民族国家的内在意涵，也带有地区属性的烙印；著名学者阿隆·康费诺（Alon Confino）则认为德国人的“乡土”就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地方隐喻”。而德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大都基于某种具体视角的考察。其中温弗雷德·施派特坎普（Winfried Speitkamp）主要从纪念物等传统文化保护的角度论及德意志帝国时期“有组织的乡土运动”；托马斯·洛克莱梅尔（Thomas Rohkr.mer）等学者则站在“文明批判”的角度，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视作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至上”价值观的一种抵制；而延斯·伊沃·恩格尔斯（Jens Ivo Engels）等学者则主要从自然保护的角度溯及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视其为德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发端。 笔者以为，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乡愁乡思乡情的简单宣泄或是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认同表达，也不只是一场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保护运动，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与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有着密切关系，是为应对“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传统取向的求解，是人们希望通过精神和社会层面回归乡土，安抚、消解由于经济、社会和生活领域急速现代化所带来的阵痛和不适。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一运动对于日后德国人构建传承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科学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拙文拟从以上视角，尝试对德意志帝国时期乡土运动的动因、实践及其历史影响进行审视和探讨。 一、高速工业化城市化与乡土传统的沦陷 任何一种重要历史现象，都有其内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就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而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危机”则是其主要根源。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德国经济出现了跳跃性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对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无所顾忌的扩张提出质疑，对一味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罔顾乡土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希望能够重新审视传统与发展的关系。 实际上，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高涨之时，保守派社会学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就已经从传统角度“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进行批判”。他指责现代工业化“瓦解了整个社会的各种独特的历史职业，从根本上将各种社会等级的差别匀化为单一的结构特性”。他也反对现代城市的快速扩张,认为快速城市化正在使德国的城市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城市“趋同”，并因此失去“鲜明的民族特性”；同时他也批评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耗尽传统乡村的生命血液。这不仅会动摇作为“德意志的真正民族性”所在的乡村的基础，而且会造就一批庞大而危险的“无根”城市无产者。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受益于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和法国巨额战争赔款等有利条件，加之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电气、内燃机和合成化学等新兴产业，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跳跃性发展，传统乡村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以“现代化危机”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愈加凸显，因此引发人们对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更广泛、更深刻的反思性“文明批判”。 德意志帝国时期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酿成的最突出“现代化危机”在于，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工业地区和城市，乡村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在工业发展和城市迅猛扩张中遭到损毁，乡村地区因此陷入快速衰败之中。 由于受到工业地区和城市中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吸引，德意志帝国时期出现了普遍的“逃离农村”（Landflucht）现象。大量农村人口纷纷离开家乡，向工业地区和城市迁移。总体上看，东部的东、西普鲁士及南部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农业地区的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而西部的威斯特发伦、莱茵兰等工业地区和柏林等城市的人口则大幅度增长。根据1900年德国国内人口迁徙统计结果，东、西普鲁士和波森三个农业省分别净迁出人口45.19万、18.53万和32.21万，而工业发达的威斯特发伦和莱茵兰则分别净迁入人口26.01万和29.17万，拥有大都市柏林的勃兰登堡更是净迁入97.74万人。这一统计还不包括本地区内部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失还可以从城市人口扩张中窥见一斑。著名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心多特蒙德1870年仅有居民5.14万人，1913年则增长到39.46万人,其新增人口主要来自迁入人口。而大都市柏林1907年的约200万人口中，流入人口竟然占将近60%。这显然不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能做到的。 大量人口逃离农村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村庄因人口锐减而空心化，甚至一些中心乡镇也因此受到影响。很多乡镇学校因此而学生人数减少和师资萎缩，有些乡镇由于人手不足还出现了身兼多职的“全面型”官员。农村经济更是因为劳动力流失而大受影响，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危机形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萎缩，由1870年的40.5%快速下滑至1913年的23.2%。 传统乡村景观也在城市和工业企业的不断扩张中遭到破坏甚至消失。研究表明，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不断扩张曾引发巨大的“土地消费”。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和大量人口流入的需要，1877—1910年间先后进行四次行政区域的并入和扩张，城市面积由7005公顷扩大到13477公顷。由于城市建设用地量极大，在弗兰茨·阿迪克斯（Franz Adickes）担任市长期间，曾通过专门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地块分配法”，即“阿迪克斯法”（Lex Adickes），用以规范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他城市也几乎无一例外采取了突破老城区地界向周围乡村扩张的模式，以便建立新的工业区，或建设近郊聚居区，安置大量新涌入的人口。城市大规模向外快速扩张的直接结果就是周边大量传统乡村景观遭到破坏和损毁。大量为人熟知的传统乡土景观的快速消失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失落感，“景观损毁”（Landschaftszerst-rung）于是成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乡村“普遍衰落”的又一重要证据。 以上种种使人们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感觉，即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让传统“农村家乡”变成了“一个衰落概念”。而乡村的衰落对于已经习惯于前工业社会生活形态的人们而言，显然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农民生活和农业经济才是一种理想化形态，农村生活也是最幸福的。国家和社会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农民阶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健康。而今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大量农民逃离乡土和农村空洞化，毁灭传统乡村景观和文化，因此自然成了“批评的焦点”。 德意志帝国时期“现代化危机”的又一体现是，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传统乡村生活中不曾有过的诸种严重“社会问题”。 工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直接职业危害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时期正处于工业化黄金时代，人们完全沉浸于创造财富的喜悦中，过于追求工业的高增长而忽视对劳动者的保护。结果，数以万计缺乏合理保护的工人由于工伤事故和工业排放的有毒物质而死亡和伤残。根据官方的《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统计，在1886—1898年间，仅仅是投保企业范围内的工伤事故总人数就达到607933人，其中死亡66037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者26794人，部分丧失工作能力者327322人，伤后痊愈者187770人，受伤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统计数据中还不包括大量未投保企业的工伤事故人数。 严重的工业环境污染是另一个前所未闻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发达、城市遍布的莱茵地区，大量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甚至使美丽的莱茵河变成了“下水道”。在鲁尔重工业区，水道污染情况更是达到令人恐怖的地步：“在许多地方，流动的与其说是水，不如说是一团黑色的东西在缓慢地向前推进。”鉴于水污染问题的巨大压力，普鲁士于1901年初专门成立“王家供水和污水处理研究与检测机构”，德国政府也不得不直接出面，于1905年与科学界、医学界在美茵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相关解决办法。 此外，煤钢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灰等，也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和对人们身体健康的损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人们极具画面感的灾难片式描述中得到证实： 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然而人们在看到这光鲜的一面时，也必须看到大自然所呈现的令人悲伤的景象。周围一切都被煤灰所覆盖，路上是厚厚的尘灰，树木和草地失去了它们绿色的光泽。附近的村庄和小城镇的房屋都染成了黑色。在这里，那些脸色苍白、面带悲伤和浑身脏兮兮的人们昭示着，附近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苦难。 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也成为传统乡村从未遇到过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由于城市史无前例的爆炸性扩张和现代性人口密集聚居区的快速形成，城市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和压力，“公共健康视阈下的‘卫生’问题”强烈呈现出来。 在许多高速扩张的工业城市中，城市结构布局通常呈现为临时应急性特征，以满足大量人口涌入的需要，因此城市规划设计不合理和居民居住条件恶劣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只能居住在极度拥挤、卫生条件特别恶劣的出租屋聚集区。以柏林为例，1875年时，有71.8%的工人家庭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屋中，1905年时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74.7%。不少工人家庭甚至为减少房租支出，还将其狭窄的住房再转租出去一部分，而转租出去的往往是一个铺位。恶劣拥挤的居住条件导致霍乱、伤寒等传染性疾病的频发和流行，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多达万人以上。 大量生活垃圾和粪便的处理也成为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中每天必须直接面对的棘手问题。以粪便的处理为例，根据《德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1897、1898年统计数据，除了极少数城市采取化粪池方式外，像柏林、卡塞尔、杜塞尔多夫、慕尼黑等多数大城市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将粪便排入河流或城市周边的灌溉地，其结果是造成严重的污染。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危机”还体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出现了断崖式改变。许多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们因无法适应与乡村迥异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环境而陷入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 根据统计，到1907年为止，在德国6170万人口中异地谋生者约占50%。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希望到城市和工厂中寻找发展和工作机会。然而，当他们来到城市后，等待他们的是一种与传统农村截然不同的现代城市工作和生活模式，一个急速转变中的工业社会和拥挤的城市空间。在这里，原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闲乡村生产生活已然成为过去，确定时间的依据不再是自然的季节、白昼黑夜和农业生产需要，而是企业生产的需要和规定；人们必须面对现代工厂制冷酷的工作节奏和臭气、噪音等恶劣环境，还有城市聚居区狭窄的胡同和极具压抑感的昏暗居住环境。有人把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断崖式变化形象地比喻为“生活环境的殖民化”。很多人由于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剧烈转变难以适应，陷入极度焦虑和“精神上的不安全危机”之中，以至于悲观地将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称为“慢性自杀”。 对于习惯于前工业社会生活的人们而言，德意志帝国时期“现代化危机”还反映在以传统乡村为载体的传统道德的衰落，现代城市的逐利性取向导致传统的“品味、风格、文化和历史意识的丧失”。 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热爱家乡”（Heimatliebe）作为一种传统的基本“道德因素”在逐渐消失。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是人们离开农村的村庄和乡镇共同体，在进入陌生的工厂和城市寻找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传统的、社会的和人际关系的所有条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家乡”；二是大多数人来到城市之后，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无法找到农村“家乡”的感觉，成了“空间的”和“精神的”双重“无家可归者”。有鉴于此，在许多人眼中，与传统乡村生活相比，现代“城市生活”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道德意识方面的“先天”缺陷。基于同样的道理，人们从农村迁入城市，在远离乡村共同体的同时，也远离了家乡的风俗习惯，而现代城市生活中又难觅传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习俗，更多的是现代生活模式下的“同质化”。因此，在许多秉持和忠诚于传统乡土文化的人看来，缺乏传统风俗习惯的同质化的现代城市生活是“一种不幸”。 传统道德的衰落特别体现在现代城市生活与纯朴自然的乡村生活截然不同的逐利特性。在许多秉持传统道德意识的人看来，现代城市是资本的乐园。在这资本横行的世界中，“正直的公民意识、最坚定的品格在明目张胆的贪婪面前黯然失色，正派和美德已经被放纵的功利主义生活导向所取代”，人们完全陷入一种“全然无视精神意识”的逐利性“物质主义生活”之中。这种逐利性的“物质主义 ”既是“城市‘道德滑坡’”的价值观根源，也是道德衰落的直接体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极其悲观的看法，当时包括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加入到“敌视”现代城市的文明批评者行列，认为现代城市是“使人们在道德、文化和精神上堕落”的根源，是“堕落的庇护所”。 上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化危机”困境，引发德国社会具有反思倾向的“对立运动”（Gegenbewegung）。这种“对立运动”表现为一种回归乡土传统的取向。人们怀念传统的乡土文化，希望以此消除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弊端，纠正以快速经济增长和物质利益至上为取向而罔顾传统的“过度文明化”。于是，在浓烈的乡愁中，传统农村家乡成了“动荡不定的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寻找的安静港湾”。当时有一本叫《奥尔登堡公国乡土寻踪》的小册子曾生动描述了人们对于急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恐惧和回归传统乡土的渴望： 对于我们而言，（现代）生活越来越像脱缰野马无法控制，让人越来越眼花缭乱；科学、技术和艺术将人们越来越深地拽入它们的力量范围。无法忍受的人们必须从这种漫无边际中归返传统乡土，回到熟悉的人群中，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回到家乡，去休养生息。 德意志帝国时期以回归乡土为取向的乡土运动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产物。人们希望通过回归乡土，给那些已经流入城市的“异乡客”一块心灵的慰藉之地，“让他们重新拥有家乡”。因此，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乡土运动可谓一种精神情感上的“内心移民”。当然，除了这种心理层面的需要外，人们也希望通过回归乡土，保护受到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传统乡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在社会层面消解以“现代化危机”呈现出来的各种弊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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