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吴怀祺教授访谈录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6:11:22 《史学史研究》 汪高鑫 周倩 参加讨论
吴怀祺，1938年生，安徽庐江县人。1961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1978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撰学术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评传》、《易学与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主编）第4册、《中国文化史·宋卷》等；主编并参加撰写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点校整理古籍有《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田间易学》等；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2016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汪高鑫教授、周倩博士生对吴怀祺先生进行了访谈。 一、走向史学史研究之路 问：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您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深厚，这对于您走向史学研究道路一定产生了某些影响，能否请您谈谈个人的体会？ 影响人的成长的因素其实有多种，家庭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过，家学对我的治学道路也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的曾外祖父马其昶通伯先生是清史馆的总纂，《清史稿》的主要编纂者，又与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有深厚交往，陈智超先生编的《陈垣来往书信集》中，还收录了通伯先生与援庵先生的信函。我常想，自己走上治史的道路，与家学环境的熏染分不开。曾外祖在易学研究上著有《周易费氏学》八卷，我自己现在研究易学，也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我是没有可能亲见通伯曾外祖的，但近年的治学却渐渐与之“暗合”。我的舅舅马茂元先生是唐诗研究专家，在楚辞乐府研究等方面都很有造诣。茂元舅舅的文论特别重视通变，而我从事史学研究，最早关注的也是史学的通变思想问题，这可以说又是一个“暗合”。 至于父亲吴孟复，他一生追求学术新境，文史兼擅、诗文并美。钱仲联先生在《吴山萝诗文录存·序》中谓家父学术“合皖江南北之长”，确是不移之论。过去学界常称“皖学”，其实并不准确，至少自有清以来，有皖南之学、皖中之学，两者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完全等同。皖南之学于经学文字、音韵、训诂都有极高成就，而皖中如桐城一带则是于易学、诗学、诸子学都有杰出贡献，倡义理、考据、词章为一，在文章学上尤多贡献。家父由于家世和就学的关系，得皖南、皖中学问的沾溉，因此在治学上能反映皖江南北学术精神。他的著作《古书读校法》（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训诂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4月版，1984年7月第二次印刷）和《古籍研究整理通论》（台北贯雅文化公司1991年11月版），为治传统学术者和整理传统文献者介绍中国传统目录学、版本学和小学，已梓行多年，是父亲六十多年读书、研究和教学的结晶，2008年由中国书店合成《国学典籍阅读要义》一书出版，至今看来仍有益于广大学者。 我选择从事史学研究并进入史学史领域，与父亲的教导密切相关。父亲一直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则。我上中学时，理科学得很好，还对哲学很感兴趣。父亲没有要求我按照他的治学路子走，而是充分尊重我自己的喜好。现在想来，当年父亲支持我对哲学的兴趣，也为我后来从事史学与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想和方法上的准备。父亲在学术上也给予我很大的支持。记得我在1978年报考研究生，是父亲建议我报考白寿彝先生的研究生的。父亲曾经在上海、安徽的高校、图书馆工作过，接触了大量学者的论著，对学者们的学术路径、方法和成就比较了解。他的指点和鼓励让我坚定了报考白先生的决心，从而有了后来有幸进入北师大史学所跟随白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机会。我考取研究生之后，父亲又将他自己用的线装书前四史、《书目答问》、《史通》等赠与我，而这几部书都是学习史学史必须阅读的基本书籍，《史通》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总结前代史学发展情况的典籍。父亲将它们赠与我，其中的勉励和期望之情可见一斑。应该说我的文字音韵学和文献目录学功底都是从父亲那里“剽听”来的。我没有系统听过父亲的课，学生都说，他的课讲得非常好，我却无缘听，是在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培育出了我对中国文史之学的兴趣和感情的。 问：从治学路径而言，吴孟复先生精通小学、版本目录学，您的家学主要在文字训诂、书目文献方面，与史学史的路径明显是不同的，请问您的家学对您从事史学史研究究竟有何具体影响？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是的，文字训诂、书目文献，这些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与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旨趣有所不同。父亲重小学、重版本、重目录，我听他谈陈振孙，谈顾炎武语韵分类，谈王念孙、王引之，了解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版本、目录、分类及其发展历程。他还在《训诂通论》中明确提出要读懂文献语言、了解其语义，训诂学是文献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加以重视。在他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我逐渐对中国古典文字、古典文献的相关知识熟悉起来。虽然史学史考察的多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是不懂古代文字，不懂古典文献，不懂得基本的训诂，你就很难真正读懂历史文献资料，又从何谈起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进行研究呢！所以说，尽管我与父亲的研究学科方向不同，治学路径不同，但受父亲影响打下的文献学基础，却对我之后的史学史研究影响至深。 问：白寿彝先生作为您的导师，是真正将您引向史学研究道路之人。您常常说起，白先生跟自己的学生说得最多的就是要重视读书。您初入白先生门下所做的七篇札记，据说也是与白先生的“读书论”有很大的关系，能否结合谈谈白先生重视读书的思想？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白寿彝先生，是先生引我进入了史学研究的园地。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史家，也是一位哲人，每一位到先生那里去的人都有体会，与先生的每一次谈话都会得到很多启发。 先生重视读书，跟我们学生谈得最多的就是要多读书，认真读书，他的“读书论”对我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记得有一次先生同我们几个同学谈文章，其间有的同学说，有些人把新发现的材料、文物藏起来，留着自己写文章用。先生说道：那算什么本事？真本事是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拿出新见解。在人人都看得到的书中，看出别人没有看出的东西，发前人之未发，那才是真本事。《史记》不是人人都见到吗？千百年来有多少学者在研究，写出多少好文章！有的人读《史记》，没有收获，有的人读《史记》却新见迭出。他平时还常用顾炎武《日知录》“采铜于山”的话，向我们说明认真读书的重要性。 我初入先生门时，有一段时间不太注意系统读书，热衷于繁琐的考据，写了一些东西，心想一定会得到先生的首肯。先生看了之后，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说了一句：“你看过徐悲鸿画的马吗？”我当时内心的震动很大，回头仔细琢磨，头脑才渐渐清醒，悟出这句话中的一些道理来。从这以后，我老老实实读书、思考，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一连写了七篇札记。先生看后大为赞许，说做札记是读书的一项基本功。这七篇札记的写作，可以说全面提升了我的治史能力，其中有三篇先行发表了，这是进入研究生阶段后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对我的激励是很大的。从此我便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治史要重视理论思维，首先要多读书，读透书，只有这样，才会有心得。 先生强调读书需有重点。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有一段话，说读书“要如畅游长江大河，务揽其胜，要在‘优胜’上多下功夫。江河一泻千里，历万水千山，如泛泛观望，不会有什么奇趣。如果在优胜之区多所盘桓，意境自会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他在各类书籍中尤重原著，着力挖掘原著中蕴藏的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先生曾推荐《史记》、《四书》和《昭明文选》三部书，指出若能对这三部书熟读深思，就可以作为学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博览群书就有破竹之势。 学与思，不能偏废，读书须有心得，这是先生对于读书目标的认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家住在兴华胡同，每次与先生见面，都要说一说自己最近读书的心得。先生静静地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问几个问题，我则从先生的话中，悟到治学和做人的真谛。 问：白先生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在教书育人上，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全面培养，他的这种教育理念在您的治学道路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确实如此，先生不但重视教好书，更重视培育人。从学习方法上讲，先生特别鼓励我们广泛学习和吸收各类文史知识，尤其要向“大家”学习，并为此提供了许多支持帮助。记得研究生第一年时，他曾安排我们听中文系研究生的中国文学史课，还要求我们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听文献学和文字学的课程，平时也要我们读点文学书籍。对于我个人来说，1998年，先生曾为《史学史研究》“人物志”专栏带我去访问周一良先生，给我创造了一个向周先生请教、与周先生交流的机会。在先生开阔思想和胸襟的感染下，那时候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在那里待上一整天，广泛地接触到各类典籍，对于开拓自己的视野和思维，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先生要求研究生们在学习和研究以外，还要学会五种本领，即是要会写文章、写书、教书、当编辑和做一些学术组织工作。他就是按这样的思路培养学生的。我留校工作，要写文章、写书，还担任过不同班级的教学任务，教过本科生、夜大生、方志班、进修班和研究生。一工作就参加刊物编辑部的工作，任常务编委，编文稿、联系作者和读者、校对、下印刷厂，这些工作都做了。一些学术会议的会务工作也会参与。先生所说的五种工作，我均一一尝试了份量。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先生的用心，研究生要学会五种本领，是把全面发展的思想贯彻到研究生教育中去，从社会实际的需要，从教育、学术发展的需要，确定研究生的教育目标，培养高校未来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学生毕业后，既懂教育，又会科研，又可以承担其他社会工作。 问：您近二十余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史学思想史，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我们所知，白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于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请问白先生的治史旨趣对于您走上史学思想史研究的道路有何具体影响？ 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一个分支学科。说起我走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道路，还得从对史学史开始有兴趣讲起。我最初了解史学史，并开始产生兴趣，与我大学本科阶段老师的影响分不开。记得我大学毕业那年，有志于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我就读的大学的几位老师，知道我的志向以后，就主动借给我白先生的《学步集》和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供我复习使用。在这之前，其实我对史学史并没有什么了解，正是这些书籍，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史学史和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 至于后来为什么选择史学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白先生的影响。先生十分重视总结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五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其中第一个谈的就是史学思想。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历史观点），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它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关于〈谈史学遗产〉》，载《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还指出了史学思想的一些具体内容，比如关于历史进程、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得失成败等等问题的看法。我接受了白先生关于史学思想的一系列论述，在先生的指导下，在研究中，慢慢地体悟到研究史学思想的重要性和研究的途径。 举个具体实例来说，先生关于朱熹学术的研究，对我领悟史学思想就有很大的启发。先生研究朱熹的文稿经过多年变乱，散失不少，收录进《白寿彝史学论集·朱熹撰述丛考》的主要有《朱熹辨伪书语》、《朱熹的师承》、《朱子语录诸家汇辑序目》、《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等。先生说他的朱熹研究做的是“资料性的工作”，但由于先生的认真结撰，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他的“一家言”。先生的朱熹研究，一是对朱熹学术渊源的探讨，一是对朱熹学术本身的研究。先生从学术渊源处着手看朱熹学术、考察朱熹辨伪的学问精神、探讨朱熹《易》学中的史识，其实是要去领悟朱熹学术中蕴含的那种历史眼光和史识。这种研究思路和路径，对我最初踏入宋代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是有很大启发的。 问：您从事史学思想史研究最初所取得的成果，便是九十年代出版的《宋代史学思想史》和《中国史学思想史》二书，白先生分别为二书作了序言。您后来也常常谈起这两篇序文，请问这两篇《序》对于您的史学思想史研究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分别在1992年和1996年出版了《宋代史学思想史》和《中国史学思想史》两本书，它们可以说是我多年来从事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一点成果。幸运的是，平生很少为别人作序的先生，竟然为这两本书都分别作了《序》。 在《宋代史学思想史》的《序》中，先生指出：本书是史学史分支学科中的一部断代史，也是一部专史，正是适应分支学科的建设而作出的成果。又说：“宋代史学著作繁富，抓出个头绪来很不容易，我祝贺怀祺同志取得的初步成功。宋代史学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希望怀祺同志能坚持下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序》，是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写的，在春节前后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才得以完成。在写作之前，他要刘雪英同志为他读了书稿（三校样）的不少章节，还订正了书稿中的一些讹误，并且要了书稿目录的复印件，这才下笔作《序》。这两篇《序》是先生在治学上的严谨态度的体现，更是浓缩了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先生的话既是对我研究的肯定和鼓励，又为未来的史学思想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引着我不断地努力前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