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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着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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