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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华北，国民政府表面上拥有行政权，实际控制有限。中央直辖力量，除刘峙曾经于中原大战后至1935年底出任河南省主席外，其他各省基本都在地方势力控制之中。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牢牢控制其辖区，国民政府难以插手。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逼迫南京中央力量出华北，河南省主席易为商震(1935年12月至1938年1月)，商的力量开始壮大，河南形成中央和地方多种力量并存的状态。河北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处于冯系、晋系、奉系争夺之下，政治生态异常复杂，既有宋哲元的西北军老系统，也有原晋系残余，还有原东北军旧部，以及在常年军事力量角逐中幸存下来的小实力派人物，如石友三等。华北的这种状况，朱德在抗战前夕答记者问时曾有描述：“北方的部队及其领导人根本不行。他们作出的跟南京方面的统一行动计划，几乎没有开始执行。像宋哲元将军这样的人物指挥的北方部队，一方面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我们活动的影响。下级军官很抗日，但他们的上级指挥根本没有行动的计划。一旦打起来这些部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被消灭。”

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剧烈的洗牌。因为二十九军的迅速溃败，河北的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东在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后，群龙无首;河南省政基本是南京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种力量犬牙交错。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对华北防御明显缺乏信心。早在战前，国民政府拟定的防御计划中就写道：“若就全盘论之，则防御河北北部，可专由现驻北方之部队担任。”战争爆发后，随着中方主动开辟淞沪战场，中国军队重心投入上海，在华北的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华北抵抗主要依赖地方军政力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中共有一个判断：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士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

正如中共所看到的，华北的危急局面对于和其仅有一河之隔的中共党人，既构成威胁，也提供了机遇。抗战开始后，中共部队接受改编，开赴前线，担负保卫华北的责任。此时，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局面为中共的进入及迅速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7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武装力量确定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尽管这一方针的执行和贯彻并非没有波折，但其基本思路还是得到落实，八路军分散成各个支队出动到华北的四面八方，和中共地方党及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在华北慢慢扎下脚跟。

总起来看，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根据地的发展，武装仍然是大部分地区发展的绝对要素，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则是中共辅助武力进取的利器。由于各地状况、条件不同，力量也不一样，中共在各地的发展同中有异。1937年9月，刘少奇提出中共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存在、发展方式：“第一、在一切被日寇占领地域，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公开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去动员与组织群众。第二、在山西我军的后方，应努力争取我党的公开，争取共产党与八路军应有自己公开的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并领导群众运动。”

河北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应国民政府要求到达该地区时，大片国土已经沦陷。依靠武装力量，迅速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是坚持抗战同时也是寻求生存发展的必要路径。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和地方党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逐渐扎住脚跟，冀西就是这样的案例。首先是武装的发展：“冀西是从非常混乱的局面澄清出来，各地有进步武装及工作同志，如邢台有东北游击纵队一部同志，临内有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赞皇有一批老同志，低声下气的利用公开合法来进行工作，后来有骑兵团，这些对于冀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力量。”在武装的基础上，中共不断向下深植，通过群众运动制造声势，发展组织，逐步建立并稳固根据地，冀西的赞皇是中共当时工作的先进县，其继续发展的路径是：“赞皇过去有斗争历史，群众条件很好，党与八路军有很高信仰，工作也较有基础，地区适中，形势好，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重新配备了干部，决定以农会作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从农运中大量发展党。中共这样的发展态势，国民党方面后来报告中曾描述为：冀西唐县“多山为奸伪盘踞之地，组织极严密”.。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中央及地方力量在河北节节退却，日军迅速自北向南推进。在河北民众惶惶不安背景下，八路军却主动进入河北，登高一呼，契合着民众的民族主义和自保需求，受到欢迎应在预料之中。聂荣臻报告八路军在平汉线主动出击后民众的反应：“此间群众抗战情绪极好。经过之地都欢迎，沿途老幼男女对我之热烈，喜形于色。自卫队已全组成步哨，前出到铁路沿线，并且协同游击队破坏道路，应该说，八路军挺进河北，抱有与日军艰苦奋战的决心，但当时的特殊局面，意外造成了河北广袤地区的真空状态。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推进十分迅速，顾不上整理后方，占据地区异常空虚，中国方面的情报显示，1938年9月日军在华兵力部署状况是：华北、华中总计28个师团中，用于华中的达到18个师团，华北10个师团，其中部署在平汉北段的仅两个师，平北地区有平津两大城市，加之要保护铁路线的安全，两个师团兵力之单薄可以想见。对此，日方自己也承认：“当时，方面军占据地区的状况，由于兵力不足及治安之实情，实际上日本势力所能到达之地方，仅限于重要城市周边及铁路沿线地区之窄狭的所谓‘点与线’，其他大部分都仍然属于游击地带。”

华北地区这种稍瞬即逝的机会，彭真在总结晋察冀的经验时曾谈到：“敌在战略进攻阶段疯狂地前进，尚未照顾到其后方，在各重要点线之间空隙很大。旧统治崩溃了，敌后新的统治十分松懈，或尚未建立。”毛泽东也观察到：“由于日本占领军人数很少，日本人不能掌握所占领的土地。他们的部队通常只部署在铁路沿线的居民点和城市中。而农村几乎全部掌握在我们手中。”日军后方空虚的现实，为中共的生根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八路军的出击常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聂荣臻具体描述了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状况，大致情形可见一斑：“一、平汉线日军九日被我袭击后，极为恐慌。被我破坏之铁轨与电线至今未敢动修。昨派往望都之侦察汇报：该城时起谣风，一日数惊，日兵守在工事里不敢出。二、我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外，仍有小部在铁路附近游击，继续不断破坏铁路。三、此次战斗经验，我感觉敌各处守兵都较薄弱，正因为薄弱，所以敌不重守城市，只守城内几个支点，甚至弃城而固守工事……故此对城市猛袭，夜克平汉线三城：望都、定县、新乐，均以接梯攀入。同时敌警戒亦甚疏忽。”八路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和冀西一样，冀中根据地也是依靠武装推动，同时运用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寻求生根、发展的案例。冀中的武力来自原东北军旧部。1937年10月，53军691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原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1937年底，自卫军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随后，自卫军大举编并各类武装，包括地方游击队、联庄武装、会道门武装，吕正操回忆：“截至一九三八年底。我军在冀中争取改造了大部分联庄武装，编入我军的共约两万余人。”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

吕正操所言对民间武装的改编，是中共当时求取发展的捷径。民国以来，华北地区常年战乱，散落民间枪支众多，以河南为例，中共文件曾详尽分析其枪支来源：“(1)本地自造枪：手工业造枪方式几乎各县都有。县政当局办的，地主绅士的私厂，或作枪出卖。个人私枪厂多半隐藏于乡村”;“(2)内战遗留下来的枪枝”;“(3)土匪、道门活动转运到民间的枪支”，“富农以上的阶层从各方买保家枪”。(南的状况大体反映着整个华北的实态。众多的枪支，长期战争历练出的强悍民风，自幼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的民族情怀，保家生存的要求，战争初期中央政府退出、日军力量又暂难覆盖形成的短期统治真空，催生了一大批占山为王的民间武装：“游击军就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共为五十三部之多，当时有句流行的话‘精诚团结主任遍天下，长期抗战司令赛牛毛’。”对这些民军，刘少奇估计，其主要成分是：“(一)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二)原在华北抗战的各派军队之一部;(三)以前在地主指导下的民团;(四)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五)土匪会门中抗日的队伍。”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膨胀极易，陈再道回忆中提到，葛桂斋建立民军后，面对快速拉起的数千武装，感慨地说：“‘不知怎的，你们一下子就把我弄的这么大!’‘干这玩艺儿，比卖梨卖枣强多了。’”根据1938年夏出任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的说法：“职入冀之日，河北杂色军队不下二十余万。”

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制定积极吸收民间武装的政策：“大量发展我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争取与帮助一切可能抗日的武装，打击最危险最坏的已经投敌的或准备反动的汉奸武装，以及抗日为名的土匪武装。”中共在华北系属偏师，武装力量有限。陈再道的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1938年1月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但八路军既有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又有严密的组织宣传，对其他民间武装具有威慑和虹吸效应。陈再道形象描述其慑服巨鹿保安团的经过：“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这样的力量展示，已足以让民军战战兢兢，屈膝而就。东进纵队很快吸收、改编金庆江、李景隆、邱庆福、刘磨头、高士举、杨玉昆、段海洲、葛桂斋等大股民团、会匪武装，短短几个月里，“部队由五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余人”。1938年4月，国民党方面报告称中共在华北武装已扩大到10万人，而朱德、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则证实了这一观察：“在华北我军现实有人数十二万以上。”

当然，八路军的发展也不是没有遇到国民党方面的争夺。尽管战争爆发后，中央军的力量迅速退出河北，但原有的在河北发展起来的地方力量还是得到中央政府鼓励留驻河北，一方面通过他们接收、发展地方武装，为日军控制河北制造障碍，保持中国在华北地区的持久抵抗力;另一方面也不无控扼中共方面在华北发展势头之意。不过，面对中共的精锐，这些国民政府系统本处边缘的力量，在与中共的争夺中，有类下驷对上驷，无论军事、政治、民众关系上都几无与中共抗衡的余地。即便后来国民党中央着手重建河北军政力量，其派出的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实际都仍属地方武装，实力有限。鹿钟麟后来说：“职至南宫之日，河北政权早为共党把持，职仅自卫步骑三连，何能与共军作政权之争。”如果拿吕正操、陈再道的发展做对比，鹿的这一辩解或不免无力，不过以国民党尤其是其地方力量的动员和组织能力，鹿的抱怨也不是没有根据。国共在河北的争夺，国民党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又失养，国民党将领分析：“八路军过去困难，而能延续维持者，一为政治，一为经济，又能上下相见以诚，政治组织较大……公暇上下同乐，如打球或晚会戏剧，不分等级，精神生活颇活跃。凡军队将到之处，即派政治人员前往组织民众，调查敌情，以至筹集粮秣，所到之处，均不感困难。”而国民党的状况则是：“河北民心中之阎冯张系一丘之貉，印象皆甚恶劣。况阎冯张之部下乎，中央以为彼等在河北有办法，河北民众则以为中央用彼辈是对河北无办法。结果造成汉奸、共产党在河北皆有办法，而本党反在河北无办法矣。”国民党方面之被动跃然纸上。其实，对华北这些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中央也未必认为他们真有办法，起初不过是聊胜于无，后来又不得不以之充当抵消中共发展的力量，捉襟见肘，势所难免。国共的差距，作为对手方的日军十分敏感，他们察觉：“国民党系游击队，在鹿钟麟北上时稍有整顿，以散兵为基干，收容为‘CC民众动员会’工作的土匪，因而编成十个团。但指挥官非土匪头目，即系旧军阀军官，较之经历一定之主义与政治训练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游击队，其战斗力有天壤之别。”

客观而言，由于河北大部分地区几乎是在陷于日军之手后再被八路军收复，中共对河北心理上有种舍我其谁之感。国民党方面报告，在国共围绕着河北的商谈中，朱德、刘伯承明确表示：“以河北为生命，谓在敌手所取得。”这应该是中共真实想法的体现。周恩来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曾要求中央政府“原则上承认十八集团军为河北作战主力，应负冀察战区指挥作战之责”。实际上，由于中共处身西北，挺进华北，处处棋先一着，抗战之初，中共在河北的确已经形成先入为主的态势。国民党重回河北部署力量时，即倍感掣肘，所谓：“迨本党北上恢复组织，而各项工作已为他人先鞭早着，工作无进展，时受牵制与摧残。”1938年底，国民党方面控制的河北省政府报告：“目前冀省八十五县，实际遵奉政令者，不过省府委放县长故城、衡水、冀县、新河四县，而衡、新两县，实有彼党组织之战委会作梗。”对此，省主席鹿钟麟不能不哀叹：“冀省军政实权旁落，第以孑然一身，真有进退维谷之感。”中共方面获得的战略主动灼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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