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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由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向来被推为口述史学的典范之作。但李宗仁在回忆中刻意文过饰非，使此书之价值大打折扣。其中，又以李氏对抗战期间之不实描述为最甚。抗战期间，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安徽西部，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设长官部于老河口。李宗仁回忆说，“老河口和随、枣一带为鄂北最贫瘠之区”，那里“真所谓饿殍载道，人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李宗仁说百姓吃尽树皮草根，乃是事实，但却不说使百姓艰难至此者，正是第五战区的军纪败坏。据军法总监何成濬的日记，1942年时，“五战区范围内各县,去岁因早歉收,民食不足,军队复强派勒索，军政部驻鄂军粮局，又办事无方，滥发购粮凭证，致各军队借以任意搜刮，人民受害惨烈异常。”第五战区下辖军队，“二十九军在襄阳、南漳到处抢粮，殴打区乡保长，并夺取省府所征实物，人民除纷纷逃避外，自继及饿死者，襄阳一地已查明五十四人。六十七军亦到该处夺取实物，地方秩序紊乱，荆门已缴军粮五千五百余大包，蓄藏悉尽，人民以麦苗树皮充饥。三十八师仍日挨乡搜刮，均、郧两县应缴军粮，早已超过定额，驻军复催逼不已，民食一升一合，俱被夺取。”军纪败坏若此，以致何成濬称他们是“土匪式之军队”、“祸国殃民之军队”。

正因李宗仁的纵容，使湖北北部(湖北分属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战区)百姓的生活最为艰辛。战后主政湖北的万耀惶回忆，“鄂北第五战区，都是杂牌部队，最糟，当地粮食搜括净尽，要经由巴东、必山等县重山峻岭之区运川粮人境，全都调征民夫搬运，人力物力，损失不赀，而人民无饭吃，有时还要买军粮。”何成濬日记中说的二十九军、六十七军，皆为川军，正是万耀惶口中所谓的“杂牌部队”。李宗仁对第五战区的原川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可谓礼遇有加，自谓“推心置腹”。但其所图，则只是让杂牌军为自己所用，以对抗中央;至于这些部队祸害地方，李宗仁则坐视而已。

为推卸个人的战败责任，李宗仁几次三番篡改自己的离职时间

在回忆录中，李宗仁一方面回避所属部队军纪恶劣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其实同在湖北，陈诚所属第六战区治下的鄂西，情况就好很多。陈诚在鄂西各地设立“军民合作站”，“对过往军队直接负责，这样，军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对地方政府、当地民众胡作非为;军民合作站既代表军队向地方负责，又代表地方向军队保证。使军运畅通，安定了地方秩序，缓和了军民矛盾，达到了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目的。”陈诚同时身兼湖北省主席，在鄂西实行各项改革，颇见成效。

为了佐证中央军的不堪，李宗仁还斥继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刘峙“胆小如鼠”、“极讲究场面”，并由此推断“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驰，实在是相沿成习，所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李宗仁说，他“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敌人便发动攻势，一举攻占老河口与襄、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