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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中央日报》披露的“曹秀清大闹总统府”事件。当我们旧话重提的时候，曹秀清说：“这还不算伤心，伤心的是我偕同杜母以及儿女们到了台湾以后。”曹秀清生了儿女六人，三男三女，大女儿杜致礼，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大儿子杜致仁，二儿子杜致勇，三儿子杜致严。杜致礼于1947年由上海去美国求学，1949年与杨振宁结婚，入美籍定居普林斯顿。其余儿女皆随曹秀清生活在台北。1953年，长子杜致仁赴美求学于哈佛大学。由于家庭无力提供读书费用，杜致仁不得不贷款于台湾银行，三年以后，已负债七千余元。眼见得还有一年即可毕业，台湾银行突然中断信贷，逼迫杜致仁中途辍学。好在正是暑假，杜致仁食宿在其姐杜致礼处，然后寄函台湾央求其母说，还需三千元即可领取毕业文凭，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所借款项，逐年还清，不在话下。曹秀清别无他法，当夜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申请贷款三千元的报告。半月之后，蒋介石签示下达：准借一千元，分两年支付。于是，曹秀清只好将拿到手的五百元支票迅速寄出。杜致仁接到支票，大失所望，焦急之中，泪流满面，央求其姐和姐夫尽快替他找点活干，自筹学费。杜致礼和杨振宁好言劝慰，答应为其设法，杜致仁始得平静下来。殊不料晚饭之后，杜致仁回到卧室，紧扣房门，再也不曾出来。翌日中午杜致礼餐桌上不见杜致仁，赶去卧室，破门而入，才发现刚满二十二岁的弟弟已经死在床上。床下有一个空药瓶，里面的安眠药一粒没有剩。

1957年，也就是杜致仁自杀后的第二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去瑞典受奖返美未久，杜聿明的母亲在台湾去世。说来杜母也可谓有福之人，如果说蒋介石在上海为她祝寿是沾杜聿明的光，那么蒋介石在台北为她厚葬则是托杨振宁的福。“杜府”灵堂上方，高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两侧则是台湾军政大员的挽联及挽词。其间有陈诚的“懿德长昭”，有何应钦的“永播徽音”，有张群的“彤管扬芬”，有谷正纲的“母仪永昭”，还有顾祝同的“养志有贤孙避地海疆慰晨夕，享年跻上寿归真佛国奠松楸”，以及李树正的“晚景乐崦嵫回首神州成旷劫，灵旗渺洲岛慰情慈竹有多孙”……“杜府”门前早已冷清多年，现在突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搞得曹秀清莫名其妙。直到蒋介石传令召见曹秀清，她才知道，原来蒋介石要她出使美国，动员女婿杨振宁回归台湾，若能使然，则维护了“党国”利益，报答了“党国”恩典。

曹秀清是1958年初离台赴美的，不到两年，她便得知杜聿明获赦的消息。夫妇情分，归心似箭，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她先飞去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然后绕道返回北京。曹秀清所经历的一切，在夫妻团聚之前，杜聿明全然不知。悲欢离合，痛定思痛，让他刻骨铭心的，就是大儿子的英年早逝。他永远想不通，自己为了国民党打仗卖命，可是到头来蒋介石如此薄情寡义。苦闷之时，曹秀清又告诉他：“你知道吗?因为你被共产党释放了，你又写了许多文史资料，台湾骂你是叛徒呢。”杜聿明火冒三丈：“我投降的是人民，追随的是时代，只要我没有背叛真理，我就不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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