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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1年夏，蒋介石决定派徐永昌往二战区“视察”。8月25日，回到重庆的徐永昌向蒋介石汇报了以下几点：一是阎“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当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二是晋对中央误会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权;三是阎“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8月29日蒋亲笔致函阎锡山，“内容备极尊敬与安慰之意”。可见蒋仍着意笼络阎锡山。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徐永昌访问克难坡期间，日阎双方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稍后，日阎双方签订了基本协定，可见，阎此时确实倾向于投靠日本。

有意思的是，阎锡山一边和日本签订密约，一边又企图将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即装饰成他是在蒋的暗示下联日剿共，由他来“但上不听中央制止，暗中勾结敌人剿共的恶名”，而“中央仍可得联苏之实”。9、10月间，他有连续三次致电蒋介石表示：“生甫(即李广和)奉办事勉强进行，已有头绪……只要与国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牺牲。”

阎锡山很可能认为蒋既想剿共，又想联苏，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他如果以“剿共”的名义，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帮蒋解决难题，就可得到蒋的默许。徐永昌对阎心态的分析非常中肯，即阎对日基本上是欲迎还拒，引而不发，当国军败的时候，就弄假成真，倒向日本人;当国家还有相当力量的时候，则装作和日本人什么关系都没有。

10月26日，蒋在日记中大骂阎：“此奸贼之卑劣狡诈，无异于汪逆。然时日至今，为时已隔半月以上，而尚未见其公开降敌其或以洛阳与西安无恙，彼犹豫徘徊疑贰，不敢宣布，亦未可知。”蒋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虽然阎已做好了准备，但在洛阳与西安未失陷之前，阎不敢公开降日。此时，日军正在进行汾西作战，对黄河东岸龙门山的中央军发起攻击。胡宗南等人拟派一团部队渡河援助，却为阎锡山所拒。蒋认为阎此举表明“其叛逆益显矣”。

而阎之所以拒绝中央军渡河，理由就是“中央军过来对敌之意少，对我后方之扰乱多”。同时，阎又表示：“在此刚利用人为我们做华北全面努力之下，骤然反口甚难。”也就是说，日阎刚刚达成协议，不能反悔。鉴于此，徐永昌认为阎投敌的事实比他所判断的还要“过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