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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似乎有所触动，告诉他“等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可是第二天，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

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

赵口

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选择决口地段，在4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他们最初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

据晏勋甫回忆，决口地点的选择是他和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决定的。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1843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当时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第三，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

从这些“纸上谈兵”的设想来看，在赵口决堤似乎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困难重重。

3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

决堤部队没有大型机械，只是以镐头、铁锹这样的原始工具，全凭人力挖掘。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口大堤居然是黄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虽然只有一层，却坚固异常。挖掘进度缓慢不说，预定的方案也几乎是处处碰壁。

按照计划，部队要在相隔40米处分别挖掘两处口门，一旦两处豁口掘开后，中间的大堤将被水流冲走。

赵口大堤宽约30米，顶部距水面高约10米。部队在堤顶开挖的口门宽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时，口门宽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转身都已困难，施工更是难以展开。

工兵们带来了炸药，对豁口底部进行爆破。可是炸药能炸开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对松软的黄河沙土却无可奈何，就像一记重拳击到了棉花套上，没有什么效果。

好不容易有水能够流出来了，一阵冲刷之下，豁口两侧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让河水冲刷开两道口门间的40米大堤更是没有指望了。

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

在武汉遥控指挥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直接负责决堤行动的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亲临现场“监工”，加派39军一个团，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重新开挖。

一昼夜的抢工，第二道决口迅速完成，结果却更令人沮丧。黄河浑浊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浅，直到第二道决口挖到接近水面时，士兵们才发现，靠近大堤的黄河水极浅，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还不知离大堤有多远呢。

而这一天，日军已经攻入开封，前锋抵近中牟。在赵口的决堤现场，隆隆炮声清晰可闻。

在赵口决堤已经来不及了。

选址关帝庙

赵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负责决堤的53军。53军所属的20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必须挡住攻向郑州的日军。黄河决口什么时候成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

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

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

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

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

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

根据熊先煜记录的决堤方式，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

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

关于花园口决堤所采取的方式，最广为流传的是“炸堤”之说。而在对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熊先煜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药和大炮。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魏汝霖曾经数次提到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中直接说是“炸堤”，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

对此，渠长根认为，“挖堤”和“炸堤”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决堤官兵应该是先手挖肩扛将堤坝表面浮土去除，然后借助炸药，炸开堤坝硬质部分，最后再用远炮轰击的方式，以加大决口宽度。

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10余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

新闻宣传战

6月9日，焦灼中的蒋介石终于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成功，第一战区主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达的还有一封蒋在珍发来的、事先就拟好的电报：“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晚上，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又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很明显，这些决堤行动的策划者、实施者非常清楚，无论黄河之水能够带来多少军事上的成果，也无法抵消巨大洪灾给国人造成的苦难。因此，对外宣传的策略在行动前就想好了，黄河决堤的罪责应归于对中国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獠牙已经把中国逼入绝地，怎会有花园口决堤这样近乎绝望的焦土御敌之策?更何况两军对垒，发动舆论攻讦敌人也是一种宣传战。

从留存下来的往来电报内容看，“日军炸开花园口”的对外口径似乎是第一战区拟定的。而这样的宣传口径，对蒋介石来说，至少是正中下怀的。

决堤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敌军于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后来，中央通讯社又连续发出两条电讯，透露了更多的“现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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