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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计划逃离棋差一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几天后的1949年2月4日，国民党政府方面负责联络傅作义的国防部长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为何于已经和平解放后忽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呢?

原因是在傅与中共达成协议起义之后，为争取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主动，在国民党方面的广播和报纸上大家宣扬此一协议是“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被中共方面视为收买人心，试图收集政治资本进行对抗。因此，由毛泽东执笔，写了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也称通牒。并在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其中将傅放在战犯，因战败毫无希望才谋求和谈，只能以求自赎的位置上。

这一公函的公开发表对傅作义如晴天霹雳。而向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出国正是他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至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然而，事实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实际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回绥远策划绥远起义期间傅密会国民党代表向蒋介石表白甘心做卧底

1949年8月底，傅作义回到绥远，开始布置绥远投向中共的绥远起义。但就是在此过程中，傅作义还暗中面见了飞到绥远的国民政府特使徐永昌。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发出。而就在之前的一天9月17日，国民党特使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会晤了傅作义。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绝，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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