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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日本鼓吹要建立“大东亚”的“领导权”，中国不服从便应出兵“惩罚”。日本政府并未对华宣战就派几十万军队进攻中国，声称只是“膺惩暴支”的“事变”，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战争法规。熟读元朝灭宋、清朝灭明历史的日本上层，又特别欣赏“扬州十日”一类的屠城记载，认为用屠杀制造恐怖最能有效震慑中国民众。

1937年7月日军大举出兵中国时，曾自吹“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结果苦战近五个月才打到南京，日本托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的停战条件，也因过于苛刻而不被国民政府接受。此时，日本最高层选择在中国的首都制造一场大屠杀，显然是为了恫吓中国人民，逼迫国民政府尽快屈服。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屠杀反而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抵抗。看到这一情况，日本当局才改为掩盖这一暴行，后来在中国虽继续实施一系列屠杀却不大张扬，并且更注重通过诱降策略，分化中国的抗抵力量。

南京大屠杀规模如此之大、手段如此凶残，与“大和民族至上”精神的毒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社会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中国人称“支那”还嫌不足，进而呼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骂清朝男人梳辫子而称为“猪尾巴”“豚尾奴”发展而来)。不难想象，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民众实行屠杀。上世纪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悔过的日本战犯在反思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这种法西斯式的“民族至上论”，驱使着整个日本“皇军”都格外野蛮凶残。东京审判时，法庭曾出示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档案中驻南京大使馆的报告，因当年德国人是日本的盟友，可在城内自由活动，其了解情况更多，也更具真实性。报告中的评价便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军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它如同一部开动着的‘兽性机器’”。

这部“兽性机器”的基层构成者，在家乡大多是本分的工人、农民。然而，军国主义的毒害，以及野蛮的体制，却会让人变鬼。笔者曾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接触过一些当年的老兵，从外貌看很像和善的老头，很难想象他们年轻时曾实施过可怕暴行。这些人大都忌讳谈自己到过中国，不过普遍谴责昔日军队的野蛮教育和训练。当时日军实行终日以耳光相伴的“压迫转嫁症”，军官毒打士兵，老兵虐待新兵，再让新兵把怒火向外发泄。“当兵两年，再老实的人也会变得像魔鬼一样”，这是不少研究当年战史的日本学者的认识。在野蛮压迫下心理扭曲的日军下级官兵被纵容向被侵略者施虐，也就表现为行为的极度变态。

日本战败后的几十年间，多数政要和右翼人物总想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其他的战争罪行，目的是要恢复当年的“大东亚战争正义论”，为此又竭力压制本国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人士。例如日本皇室中少有的反战成员、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宫在战时便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其所写的谴责文章遭禁发，直至战后才公开发文揭露屠杀罪行。结果，右翼分子曾闯入三笠宫的住所进行威胁。贵为“御弟”，都受到这样的威胁，由此可以想到，普通人要在日本国内揭露历史罪行会有多么困难!

如今，经历过战争并对中国有些愧疚感的日本老一代人已很少在世，年青一代大都不大了解本国的历史罪行，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变得更为猖獗。作为当年受害者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义务继续在国内外揭露和申诉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其现实意义在于，这样不仅可以让日本年青一代人知道当年的侵略战争及其理念的罪恶性，也可以让亚太各国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在今后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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