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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官员任命书


    
    《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唐)
    “告身”是我国封建社会对朝廷有功人员进行授官授勋的一种凭证,相当于现在政府官员的任命书。对官员颁发告身的做法在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唐朝沿袭了这种官员任命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更加完备,三品以上官员称册授,五品以上称制授,六品以下称敕授,发给知县、佐式等官员的叫旨授。告身上除了任命词,通常还记录着任职者的年龄、籍贯、相貌特征及职衔等。专家们认为,告身这种“任命书”适用于命官授职和因立战功而授勋两种人群,因此可区分为官告和勋告。
    1968年4月,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00号墓葬出土了《氾德达轻车都尉告身》。该墓葬出土的告身共两件,均系纸质文书,且为抄件,原件并没有随葬。第一件告身为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告飞骑尉氾德达”,其长为84.7厘米,宽为14厘米,由两张麻纸连接,存文29行,出土时已残破不堪。据记载,安西都护府行政长官裴行检护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回国时,曾在西州(唐在西域所置三州之一)招兵,氾德达应招入伍。永淳元年,氾德达参加了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的叛乱,立下战功,获“飞骑尉”军衔。
    第二件告身为唐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告轻车都尉氾德达”,其长为126.9厘米,宽为29.2厘米,由3张麻纸连接,存文35行,内容基本完整。该告身记载了氾德达曾在番号为金牙军的军中效力,在唐军平定于阗、安西、疏勒、碎叶四镇的战役中,立下战功,升为轻车都尉。该告身中还出现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豆卢钦望、杜景俭等人的名字,与历史记载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氾德达墓还出土了一件象牙做的保存完整的笏板,其长为34厘米,宽为4.5厘米,厚为0.8厘米。该笏板与氾德达本人“视正品四级”的官阶相符。笏板最主要的用途是古代大臣朝见天子时,用来记录天子的命令或旨意,也可用来书写向天子上奏的章疏内容,为备忘提示用。笏板的质地主要有竹、木、玉、象牙等。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后,官员使用笏开始有了等级之分。五品官以上才能用象牙笏,六品以下用竹笏。
    此外,1973年在阿斯塔那506号墓葬还出土了《天宝十载张无价游击将军告身》,其长为29厘米,宽为76.5厘米,出土时内容比较完整,存文37行,墨书378字。据记载,张无价在天宝九年的战争中荣立战功,由原本的“昭武校尉、尤勒府果毅都尉”荣升为“游击将军、夏集府折冲都尉”。在告身上署名的官员达10余人,其中有唐玄宗时期的著名人物“尚书左仆射兼右相臣林甫”,即李林甫;“左相兼兵部尚书上柱国臣希烈”,即陈希烈;“银青光禄大夫兵部侍郎上柱国国忠”,即杨国忠。该告身记载的这些权臣,与史籍记载完全相符,文书中所叙的历史事件,与史籍记载也是一致的。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在西域建立西州后,西州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制度等都与中原相同。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葬出土的“氾德达告身”和“张无价告身”等纸质文书,都反映了唐朝中央官员任命制度在西州的贯彻执行,表现了中央政府各项政策在西域的执行力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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