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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一些士兵采用各种可以想见的性行为方式寻求满足，从"手淫"(circlejerks)、兽奸乃至强奸。军方试图无视这一事实:远离女性的男性群体中逐渐产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色情关系，使某些人--特别在喝醉时--进行"拟同性恋活动"(pseudohomosexualacts)。军方野蛮地迫害自觉的同性恋者或潜艇、骑兵团和工程部队中发现的"同性恋者"(urnings)。一项来自美国方面的研究坚持认为，同性恋削弱了军队的道德，尽管事实上其中某些士兵表现英勇。宣传者们的一个共同策略是将这类性变态归于敌方。由于以伊凡·布洛克(IwanBloch)和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出生于德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学家，著有《性精神变态》。--译注为首的一批德国作家曾是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先驱，阿诺德·怀特(ArnoldWhite)之类敌视闪族的不列颠评论家于是将德国描绘成堕落者的天堂。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Douglas)曾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情人，也是将《莎乐美》从法文译成英文的译者，如今转而痛斥往日的激情，他以诗歌的形式宣告:"两只淫邪的青蛙遮蔽阳光:/德国佬和同性恋。"《清晨邮报》(MorningPost)的编辑热切地赞同:这些性激情变态者在英格兰健康的思想中无立足之地，他们就像水面的泡沫，飘浮的根系生展在游荡于各国首都的国际游民之中。它就像是有时被带上我们海岸的零星的乃至流行一时的瘟疫，但为这个民族的本性所憎恶。由于卖淫被看做性病传播的主要因素，按实用的说法，正是它造成了所有军队的最大的性问题。

大陆国家有长期受到系统管理的娼妓和公娼区。在20世纪中，巴黎的妓院每年据说为上百万的顾客服务。只是在1946年，法国才提出中止娼妓业的"新规划主义"(neoregulation)。1886年，英国为控制性病而施行其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DiseaseAct)的企图，由于女权主义者和道德纯洁运动人士反对迫使妇女却不要求男子进行强制性医学检查的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政策而终告破产。战争期间，据报道，英国军队中发现40000例性病，这导致了英国重新制定其管制政策。1914年，《保卫王国法案》(theDefenceofRealmAct)第40款规定，任何患有性病的妇女"与任何武装力量的成员或其神圣同盟的成员发生性关系，都将被视为有罪"。因法国政府为其士兵提供娼妓服务而首先恼火的美国当局，也开始重新考虑其立场。反邪恶改革家雷蒙德·B.福斯迪克(RaymondB.Fosdick)雷蒙德·B.福斯迪克1883年生于布法罗，美国律师和社会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和海军部担任多个职务。他曾是洛克菲勒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财产受托人之一。著有《欧洲政治体制》等著作。--译注抱有这样的希望:假如向美国的小伙子们提供体育方面的娱乐活动，并且禁绝像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一样的娼妓，那么他们就会变得自律，免遭性病的困扰。个州最终通过强制性医学检查的法律，其结果是18000名妇女遭监禁。尽管如此，在法国，美国军方曾下过这样的结论:某些预防措施是不得不施行的，即使道德家们可能会叫嚣，这等于是对邪恶的宽容。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新西兰军队发放避孕套已证明了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当收到有关这项讨论的报告时，战争部部长的回答一语惊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拿给总统看，否则他会停止战争的。"

以事后的眼光可以看出，战争引发的性恐慌是被极大地夸大了。那些对由轻佻女子或荡妇引出的种种危险喋喋不休的人，不过是在以老套的厌女者的策略--将其国家的衰退完全归罪于妇女的参与，对种种社会失序现象作出反应而已。事实的真相是，每个国家的妇女组织都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时工作中。就德国妇女联合会(theLeagueofWomensassociations)而言，在国家主义方面，与英国的潘克赫斯特夫人(MrsPankhurst)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者，从事斗争40年，曾被政府投入监狱，去世时终于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国家利益，曾一度放弃民权运动。--译注领导的女权运动并无二致。妇女的战时工作给一些同时期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令另外一些人感到震惊，但它代表了一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回溯到此前的10年。许多作坊和工厂从世纪早期就开始雇佣大量女性劳力，事实上，在法国，战争使女性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到达顶峰。在德国，女性劳力的雇佣数量没有明显表现出如此之大的变化。

认为这种变动的社会范式存在破坏道德的危险，实属一种由来已久的指责。像瓦尔特·希普(WalterHeape)这样的反女权主义者，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就曾警告:"妇女的觉醒"将使某些人试图打碎"自然的铁镣"。性道德在战时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有关"战争婴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议论均被大大地夸大了。在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法国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在诸如英国和德国之类的国家中，1870年之后，这一下降现象已受到关注，赞成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首先是指责妇女应对此负责。"逃避生儿育女职责的妇女，"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宣称，"等于是放下手中枪逃跑的士兵。"

悲观主义者悲叹道，战争使许多妇女的婚姻和尽妻子、母亲天职的希望化为泡影。的确，许多男人一去不归，战场上的巨大伤亡令人口统计的金字塔倾斜，造就了数百万的"多余女性"。以德国为例，200万士兵丧生，留下60万寡妇，100万孤儿，以及近150万所谓的"纯真寡妇"(whitewidows)--失去预期中的伴侣的年轻妇女。法国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然而，"新女性"(newwomen)--其含义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或经济独立的妇女--并非战争的产物。"新女性"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受到了道德家们的苛评。那些对女同性恋之幽灵感到恐惧的人指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不结婚，女人与女人结偶，在美国被称之为"波士顿婚姻"(Bostonmarriages)。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面前的现实是，她们不得不在职业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某些倾心于职业而独身的妇女，无疑会发展出种种女性关系的新形式，一些是柏拉图式的，一些则是性关系式的。在19世纪，由于各阶层有各自的观念形态，一些妇女可以设想与其他妇女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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