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 :“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 三岬幛、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幛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下一个，便是李德亲自出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几乎将红军主力拚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的广昌战斗。
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面对敌军的严重攻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共九个师坚守广昌。博古、李德赴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直接指挥。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下达。 命令签署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顽强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的粉碎五次‘围剿’。”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我突击力量应该努力隐蔽的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下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的消灭敌人。”
从这些令很多指挥员费解的西化语言中，人们活脱脱看见的是李德。
陈诚以10个师构成5公里宽的攻击正面。5个师为河西纵队，5个师为河东纵队，一个师为预备队。以河东受阻则河西推进、河西受阻则河东推进战法，夹抚河两岸交替筑碉，向广昌推进。
红军9个师，敌军11个师。这是一场以主力拚主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搏斗。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被压缩到了广昌一隅。
陈诚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队十一师、十四师都在那里;河东部队相对较弱。李德抓住这点，计划以九军团和红二十三师在西岸牵制敌主力;以主力一、三军团和五军团十三师集中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对河东之敌实施短促突击，给其以歼灭性打击。
结果弱敌不弱。我主力一、三军团还未突击，敌河东纵队就向大罗山、延福嶂发起猛攻。河西纵队也乘红军主力集中东岸作战之机，4月14 日突破九军团阵地，占领甘竹。
河东红军主力也未顶住敌河东纵队，于19日丢掉了大罗山、延福嶂阵地。
计划好以我弱旅吸敌主力，以我主力歼敌弱旅，反被敌以弱旅胶着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线。
敌人似换了一个人。我们也似换了一个人。
4月27日，陈诚指挥河西河东两岸敌军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
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是李德战略战术发展的顶点，红军损失巨大。战斗持续18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红军在广昌的确战败了。因为失败，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例如说在战前就提出了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 “胜利或者死亡”;其实这些口号是4月28日《战斗报》发布的。发布之日， 红军已经退出了广昌。
又有文章说“博古和李德害怕敌人突破所谓根据地的门户广昌，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这就偏离当时的事实更远了。西班牙内战发生在两年之后。没有人能够用1936 年底发生的保卫马德里战斗， 来形容1934年4月的广昌。
李德的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巨大，事实已经铁一般地摆在了那里。脱离了事实的感情升华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的人们，陷入另外一种迷雾。
李德的翻译之一王智涛说:“他是由上海那个真正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如果来苏区的不是假顾问李德，而是真顾问弗雷德，中国革命的运气是否能够稍微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春天来华。他在中国时间虽短，却于6月13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苏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以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取苏联可能的武器支援。
连国际代表尤尔特和还未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即使如此，弗雷德对提出异议的苏区中央局还去电严厉申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有个正式头衔，说话口气便不知比李德强硬出多少倍。
为了弗雷德不切实际的空想，红一方面军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以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
幸亏弗雷德来华时间不长。否则“长电”之上再加几封“长电”，李德之上再多个弗雷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弗雷德来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离开中国。
他后来成名于西班牙战场。真正的“保卫马德里”去了。看来他在那里更有成绩，人们称他克勒贝尔将军。
欧洲更适合于他。
李德也是如此。
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 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那不是共产国际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从地理气候上说，中国经常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的交汇地点。1931年这两股气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 新加坡生成的热带台风卷走了牛兰夫妇，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劲气流却把奥托?布劳恩送到了中国。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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