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史迪威作出让步
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达缅甸后，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
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注目的问题，蒋介石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 将失败主要责任归结于此。对此，首先应该看到，就缅甸战场言，史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 义务与责任，这一点，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 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蒋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力。3月4日，蒋在腊戍接见杜聿明，令其对史绝对服从。15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 致电蒋介石报告军情，蒋迟至25日才复电，并明确指示：“嗣后凡有请求应迳呈军部，因此间无法遥制也。”20日，又指示远征军全体官长“对史参谋长之命令 应绝对遵守”。不管蒋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对权力理解不尽相同，在蒋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总体战略指导下的具体 实施权，而在史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蒋介石当时尚不愿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 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蒋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 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中国远征军 主力投入同古方向，蒋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对史迪威作出让步。放弃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投入 重兵。固执的蒋介石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但是，衡量当时缅甸 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战略上却并不明智。 
史迪威的错误指挥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已不现实。首先，从盟 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 投入极大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的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
其次，史迪威包括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 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 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日军实际投入作战的部队达四个多 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两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包括其在 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十分不利。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 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 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这一问题更加突 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载，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糟 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近乎天方夜谭。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 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不太可能实现击垮敌人的目 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 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计议的曼德勒防御战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 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 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 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首先决定于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当时，中方要想有效抵抗日军进攻确实困难重重，遭受挫折并不令人太感意外。不过，即便 如此，史迪威仍然对战争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注意缅甸战场实际，过多强调进攻，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加剧了 远征军的溃败和损失。蒋介石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4月底，远征军败势已定时，蒋介石自己承认：“缅甸 战事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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