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之——主炮晾晒衣物
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之说流传久远，称北洋舰队在访日期间被日方军官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论证军纪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连史学大家唐德刚在其著名的《晚清七十年》中，都有此记述。然而这则在现代流传极广，经常被引用的故事，实际是一则彻头彻尾荒唐的谣言。
追根溯源，北洋海军主炮晾晒衣物的说法最早出自一位原日本海军将官小笠原长生笔下。在其撰写的文学性人物传记《圣将东乡平八郎全传》一书中，曾提到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的情形，书中引用东乡平八郎的话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其弦外之音无非是借此证明中国海军的军纪涣散。但事实上，在1891年访日军舰的清单中，根本就没有“平远”舰的名字，那怎么会在日本被东乡平八郎看到炮管上晒了衣服呢?
但这则不靠谱的故事却被国内许多人所引用，最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发表洋洋数万言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多处引用小笠原长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过“平远”舰的名字换成了那次同样没有访日的“济远”舰。到了唐德刚先生那里，“济远”舰又变成了“定远”舰。
我们先看看“定远”舰主炮晾衣有无可能。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时代中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列的两座炮台内，这4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说指证的晾衣事件发生地。 
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算，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305毫米为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纵观“定远”级军舰，无论是栏杆、天棚支柱均为可以用来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就算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真的涣散，似乎也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摔断腿的危险。
主炮晾衣的故事在中国衍生变形出的“济远”主炮晾衣说、“定远”主炮晾衣说、东乡平八郎从“定远”主炮炮管里一摸一手灰等说法，皆因没有史料依据而证实为以讹传讹。尤其是后一种说法格外荒唐，“定远”舰主炮炮管距离甲板高度超过3米，东乡平八郎的身高不到1米6，怎样才能抬手便从“定远”主炮的炮膛里摸到灰?
谬误之——炮弹灌沙子是腐败
在电影《甲午风云》里，有一个镜头让人难忘，邓世昌命令致远舰上的水兵将弹头拔下，从炮弹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那一刻，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痛心疾首，所以炮弹里面掺沙子变成了北洋海军腐败透顶的绝好例证。
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北洋海军的炮弹为什么会装满沙子呢?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这种装沙子的实心弹不会爆炸，威力也小，但却是北洋海军最常用的炮弹。当时，中国比较成规模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所能制造的只能是这种技术难度相对较低的实心弹，而开花弹则要依赖进口。从1891年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下达停止购买外洋军械的禁令后，北洋海军的弹药补给只得立足国内。但是，国内军工企业对开花弹的研发显然不够，以致各舰弹药只能以实心弹为主，开花弹还是当年购买军舰时配套赠送的，数量极为稀少。中日大战迫近，天津机器局才临时抱佛脚，不分昼夜赶制开花弹，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产能极低且质量不稳定。据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在甲午海战后报告，定远舰在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时间里，定远舰的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谬误之——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经历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人们在检讨武备落后导致海军的失利原因时，普遍认为是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所致，当时社会上就流传有“昆明(颐和园中有昆明湖，代指颐和园)换渤海”之说。不过，当就这些问题仔细查阅清代档案时会发现，所谓的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一说其实完全是讹传。
1887年光绪帝亲政，慈禧形式上归于退休，光绪皇帝的生父、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被任命主持颐和园的新修。这项任命可谓极富深意，修颐和园需要筹措大笔经费，而实为洋务管理衙门的总理衙门经管大量经费开支，颐和园修完，意味着慈禧太后将远离紫禁城，光绪皇帝可以渐渐独立，这对光绪皇帝的生父、同时又掌管海军衙门的奕譞自然有一种特殊的动力。果不其然，接收园工后，醇亲王陆续从海军衙门掌管的经费里向颐和园工程挪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醇亲王挪动的是海军衙门经费，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海军衙门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除了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外，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带有“海军”色彩的经费还有两部分。其一就是海防捐，即以海防的名义募集社会捐资，以虚职的官衔等作为回报，类似于封建时代常见的卖官。所得的海防捐，虽然大部进入了园工，一部分则成了铁路建设经费，但这笔钱原本就并不属于北洋海军，没有用于北洋海军，也并不能视为挪用。
另外一笔挪至颐和园的“海军”经费，在清代档案中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称为“海军巨款”。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他们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筹资，无法摆上台面，醇亲王于是便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各省督抚对此踊跃认捐，共集得260万两之巨，即“海军巨款”。
这笔“海军巨款”和海防捐一样，是额外筹集的一笔金钱，也不能算作挪用海军经费。其使用的方式也很不寻常，各地的资金陆续认缴后，并没有拨入颐和园工程，而是全部存进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以所得的利息贴补颐和园，而本金则号称将来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颁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如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因为存期未满等原因，先只提出158万余两。
由此可见，颐和园工程只不过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并不能简单算作挪用海军的经费。在颐和园工程修建期间，户部奏上禁止海军外购军火，这才是海军发展遭受完全桎梏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