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陵村东不过百米，有一个叫傅庄的自然村，村子不大，和周围其他村落相比，几乎没什么两样。
但在傅庄村南，有一个高出地面约一米的土台子，台子很大，有上百亩面积，不过，和周围的农田一样，上面种满了庄稼。
据当地地方志记载，这个土台子就是傅庄遗址，曾出土过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当地百姓将这个土台子俗称为“会胜台”或“会成台”。
之所以叫会胜台，据说当年召陵会盟时，齐桓公的大军驻扎在此，那次威风凛凛的阅兵仪式就发生在台下的这块田地里。
尽管和屈完的会面不欢而散，但齐桓公和管仲并没有退兵，而是下令大军继续前进，一直到楚国的方城一带，才驻扎下来。
有意思的是，公元前656年的春天到夏天，几个月的时间里，“八国联军”一直驻扎在方城一带，既不进攻也不退兵，和楚军展开对峙。齐桓公和管仲想干什么呢?这还得从屈完和管仲的对话中找答案。
面对屈完的指责，管仲的问罪一是没有进贡，二是周昭王之死。平心而论，这两个罪名一是小题大做，二是捕风捉影。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蔡靖泉教授的解释是：管仲的问罪之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时楚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与楚国发生战争并不明智，楚国之所以要侵扰中原诸侯，目的不在于吞并，而是希望能去除“蛮夷”身份，挤进诸侯的行列，达到“欲以观中国之政”的宿愿。如果过于直接地摆出援救郑国的旗号，就意味着同楚国开战，所以管仲说了一些很牵强的理由，既不会惹恼楚国，也显得自己师出有名，双方都有下的台阶。
陈兵于楚境，既不进攻，也不退兵，以武力逼迫楚国的“兵车之会”已经呼之欲出。楚王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经过双方沟通，决定和谈。为了表示诚意，“八国联军”决定退兵，将大军驻扎在召陵。 
召陵会盟
皆大欢喜
楚王再次派屈完去见齐桓公。
和屈完客气一番后，齐桓公邀请屈完同乘一辆车，检阅“八国联军”。
在今天傅庄的田间，2000多年前，几万军队，旌旗飞扬，盔甲鲜亮，军威非常雄壮。
检阅完军队，齐桓公问：“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屈完回答说：“君惠徽福于敝邑之社樱，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桓公以如此盛大的阅兵仪式隆重欢迎楚使，又以周王的口吻说出十分友好的邀盟之语，表示出对楚人的充分尊重。屈完的答词也十分谦逊和真诚，称“辱收寡君”，表示楚国愿意和中原诸侯结盟。
同样一个结盟，在双方看来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屈完看来，会盟是楚国取得了和中原诸侯同等地位的身份;对齐桓公来说，楚国愿意会盟是低头的标志。
于是，齐桓公有点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地炫耀起武力来：“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也不客气，针锋相对地回答：“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齐桓公讨了个没趣，只好摆出友好的架势：“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于齐桓公会盟的请求，屈完见好就收，答应与诸侯会盟。
齐国兴师动众，组织了“八国联军”，仅仅是拿蔡国开刀，并没有与楚国开战，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据春秋史大家童书业先生分析，“召陵之师”大致人马为：齐国出兵五百乘，宋、鲁、卫、陈等国各出车两三百乘，则全军可能有两千多乘。当时每乘30人，车上3人，车下步兵12人，15名辎重兵，两千多乘的兵力再加上后勤保障等其他兵种，总兵力近十万人，这么庞大的兵力远离本土作战，后勤补给是大问题，因此能和不能战。
更倒霉的是，积极响应齐桓公的许国国君许穆公亲自参战，结果死在了军营中。兵马未动，先折大将，自古在军营里都是比较晦气的事情。虽然大家给许穆公办了个风光的葬礼，但开战的兴趣大大减退。
各方出于自身的考量，终于在召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会盟，史称“召陵之盟”。与会的国君、大臣，代表各自国家签署了一份盟约，其中规定：各诸侯国“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等。
楚国取得了和中原诸侯同等的地位，答应从郑国撤军，而齐国痛扁了蔡国，又领导了一次诸侯会盟，皆大欢喜。
春秋进入霸主交替时代
召陵会盟，实际上是老牌诸侯国齐国和新兴大国楚国的一次媾和之会。齐国赢得了声望，楚国得到了地位。
召陵会盟避免了齐楚两大国之间的正面军事碰撞，加深了两国的经济往来。召陵会盟后，齐楚之间的贸易往来日趋活跃，据《管子》记载，“楚有汝、汉之黄金(铜)，而齐有渠展之盐”。盐自不必说，是生活必需品，而铜在当时是贵重金属，尤其是贵族，生前身后都喜欢铸个鼎什么的，上起商周，下至春秋，中原政权频频南下，大多数是为了掠夺“南金”，即铜资源。现如今铜可以通过正常贸易往来，实则是南北经济互补的双赢。
齐楚通过召陵会盟实现了和平，但这并不代表诸侯之间实现了和平。“后召陵时代”，大国诸侯之间慎战，而小国诸侯陷入了更多的麻烦——大国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经常拿小国开刀，动辄开战灭国。
召陵会盟后，齐国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齐国频繁干预他国：召陵会盟当年，齐国在秋季又率“八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请和;次年，周王室内讧，齐桓公又组织“首止会盟”;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又在葵丘会盟诸侯……在管仲和齐桓公期间，齐国会盟诸侯26次，用兵28次，结果是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见《韩非子》，《荀子》的说法是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霸业赫赫，业绩辉煌。
通过召陵会盟，楚国取得了和中原诸侯同等的地位，也刺激了其称霸的野心——齐国就是榜样嘛!召陵之盟次年，楚灭弦国;再次年，楚因齐率联军伐郑而围许救郑(有趣的是，召陵会盟前，楚国和郑国是死敌);前648年，楚灭黄国……正如楚学泰斗张正明先生在《楚史》中指出的那样：“召陵之会揭开了齐楚争霸的序幕!”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发起盟会，挫败宋襄公争霸，率领诸侯之师围宋，实已为天下霸主，直到城濮之战败于晋国，不过后来楚国再度称霸——楚庄王观兵周郊、问鼎中原，当然，这都是后话。
春秋之世，是大国争为霸主的时代，由齐桓公开其端，宋、楚、晋、秦诸国诸侯继其后。史称所谓春秋五霸，通行说法为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不过，此五霸中，宋襄公称霸未成而贻笑天下，秦穆公仅“遂霸西戎”而没得志于中原，真正成就霸业又为世公认的，除齐桓公之外，就是晋文公和楚庄王。
齐桓公代周王以行政令、受诸侯拥戴而享荣耀，让雄心勃勃的诸侯们艳羡不已。而晋文公、楚庄王之为霸主，以及争为霸主的诸侯们，基本上是以“召陵之盟”显现的齐桓公的霸主形象为典范的。
在管仲的导演下，齐桓公“存亡继绝，救危扶倾，尊周室，攘夷狄”，尤重“著信天下”，即使是为鲁将曹沫劫持而被迫许还鲁地也终不弃信，逐步树立了其霸主形象。直至“召陵之盟”，齐桓公能够抛弃“楚为荆蛮”的民族偏见而与楚为盟，以致楚人悦服而天下大安，其“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的霸主形象才鲜明和高大地树立起来了。不妨说，“召陵之盟”确立了齐桓公的天下霸主地位，也树立了天下霸主的典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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