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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深层原因:战略决策失误与制度缺失(2)


     缺乏战略指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战略决策是战略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略指导非常消极,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
     平壤战役前夕,由于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海军还没有决战,制海权的归属不明,日军一开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陆,只能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和东部的元山登陆。当时正处于炎热的八月,漫长的山地为日军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如果清军再予以攻击,日军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为了挽救危机,日军大本营决定冒险从仁川登陆。但在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完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赌注。
     然而,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汉江附近洋面“游巡”,一再指示“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8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窜至旅顺、威海口外侦察骚扰,清廷甚为惊恐,颁布谕旨:“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正式明确了“保船制敌”的思想,即关键在“保船”,而非“制敌”。《日本海军史》后来也总结说:“占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丁汝昌的上司李鸿章不接受丁汝昌积极进攻的主张,采取消极保存舰队的错误政策,让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以保护陆军,从而错过了对日军、特别是对日运输队实施攻击的良机。”
     从整个战争过程来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高层在战略决策上普遍消极保守,既缺少战役战斗上的主动进攻,也没有战略上的主动出击。
     可见,战略决策中增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其重要,消极防御、怕冒风险、因循守旧必然导致被动挨打。即使面对强敌,也要积极进取,正确把握防御与进攻、后发与先制、内线与外线,灵活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思想。


     缺乏坚定的战略决心和意志
     战略决策是决策者筹划指导战争全局能力与素质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决策者具有无畏的勇气、果敢的魄力、坚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在这些方面,清政府与日本战略指导者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决策者自始至终就没有必胜的信念和放手搏击的勇气。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只知一味乞求和平,既无战略,也无策略,更无胆略。
     当时,面对清政府的乞和,尽管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但在其貌似强大的背后,却存在着极大的空虚。因为日军在战场上看似所向披靡,但是已经到达进攻的顶点。因为战场上压力过大,甚至开始有日军士兵自杀。尽管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掠夺,但毕竟小国寡民,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消耗殆尽。清政府驻英公使从英国外交部得到消息:“闻倭兵伤亡甚多,不仅苦于战,且冻馁难耐。现倭在英借债,汇丰密告。”俄国驻日本使馆的情报指出:“(日本)所有军舰锅炉,经过十个月连续不断使用的结果,已经破坏到这样程度,以致船只的最起码速度都无法维持,所以船只都急待整修和更换锅炉。”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承认:“国内海陆军备几成空虚,而去年来持续长期战斗之我舰队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日军在中国已陷入困境,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因为中国的优势还是潜在的,只有在战争继续坚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逐步显现出来。而要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决定条件,就是决心将战争拖下去。
     当时,中国国内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认为:“但能力与之持,不过三年,彼必死亡殆尽。”南洋大臣刘坤一认为:“割地、赔款多节,目前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轻重,事理显然。……在我止须坚韧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制倭要著。”因此,《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开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拒和、迁都、再战”的呼声。
     那么,假如日本能够打下去,直至占领北京又如何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早就说过,“清国将是满朝震惊,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若是清政府因此而瓦解了,那么日本便失去了和谈的对手,找谁去割地赔款呢?已经到手的战争利益就会大打折扣。同时,日军长驱直入,已经严重触犯了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英国《标准报》评论,如果日本和谈条件过高,各国将联合起来,采取手段让日本认识到各国联合的意志是不能抗拒的。后来《马关条约》签订引发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就是这一情况的直接证明。
     当时,极端腐朽的清政府决策者最担心的是如果持久作战,王朝在日军的冲击下就有倾覆的危险。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掣肘日本决策者的矛盾和问题,比清政府决策者面对的局面还要复杂,日军战略指导者决策起来更加艰难。这种情况是对中日双方决策者战略决心和意志的极大考验。然而,清政府决策层对战争的前途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为了确保王朝的私利和政治前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历史告诫我们,战略决策的风险是绝对的,相应带来的冒险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战略决策者必须要有风险意识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胆识与气魄,善于在极大风险意识中发现和创造机遇,作出最佳抉择,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利益,最大可能地打赢战争或争取和平。
     结语
     战略决策具有巨大的风险性、激烈的对抗性、超常的创造性、高度的时效性,战略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利益得失和战争胜败。我们要认真吸取甲午战争战略决策失误的历史教训,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加强战略决策的研究和筹划,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慎重决策、果断决策、高效决策、科学决策,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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