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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袁国平重伤陷重围:自杀前不忘交党费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云激荡,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树立了一座座巍峨的英雄丰碑,袁国平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从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他的步履始终与党发展的历程紧密相连: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创建中央苏区,组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五次反“围剿”,开辟抗日根据地,高擎抗日救国的旗帜向苏南、皖中、皖东挺进……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史和土地革命史,特别是我军艰难创建的发展时期,都留下他坚定的足迹。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1月,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壮烈牺牲,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35岁。此时,袁国平唯一的儿子袁振威不满两周岁。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换了人间。腥风血雨年代出生的襁褓婴儿,如今已成为我国海军作战指挥学的主要创始人。70多年来,带着“出生日便是离别时”的遗憾,袁振威一直追寻父亲的足迹,在漫漫求索中,父辈的形象逐渐明朗,一个政党得以不断壮大,一个国家得以日益昌盛富强的答案也愈发清晰。盛夏七月,记者来到海军指挥学院,对袁振威进行了专访,聆听他与父辈的故事。
     以殉道者精神为国家服务
     ——如果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
     袁振威1939年5月出生于皖南,因父母忙于抗日工作,出生8个月尚未断奶,就被送回湖南老家,这时,早在长征前就被送到外婆家的大姐,13岁就给人做了童养媳;送回奶奶家的二姐,无钱治病而夭折。奶奶因袁国平的牺牲而哭瞎了眼睛,幼年时的袁振威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
     “置身于革命事业的父亲,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为代价的,他曾经给家人写信就提道,‘此刻我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帮助家里,因为我们是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命、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
     袁振威告诉记者,父亲出生在湖南邵东县一个贫苦人家,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的革命氛围熏陶和毛泽东、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父亲很快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袁振威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袁国平身骑高头大马,英姿飒爽。1927年4月,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发动政变,“这是父亲在整装待发之际,给奶奶寄的一张照片,背面父亲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苟若成仁取义,以此为死别纪念;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生也是快,死也是快,这就是父亲的生死观。”这种为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生死观,铸就了永垂不朽的革命信仰。
     1938年,袁国平调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北移中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包围,蒋介石一手策划了皖南事变。袁国平与叶挺、项英一同指挥部队奋起抵抗,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当父亲被战士们发现时,浑身血肉模糊,已经不能行走。父亲睁开眼睛,吃力地说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但战士们不肯把他丢下,就用树枝扎了副担架,抬着他走。在他们强渡青戈江的时候,被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飞来,抬担架的战士一个一个倒下,后面的战士又冲上来把父亲抬起,过了江100多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三四十人了。在此情景下,父亲挣扎地起身,把一个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卫士连的副连长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出去一个,是一个,否则一个都出不去……并指着7块大洋说,这是党费……说完,乘战士不备,父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这意外的情况把大家震惊了。战士们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几天前,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围剿,父亲对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时年35岁的袁国平,不愿连累战友,为部下举枪自戕,实现了自己的阵前誓言。历史不仅是营养剂,更是教科书
     ——老木匠祖坟地里埋忠骨
     袁国平壮烈牺牲后,卫士连副连长李甫把袁国平的遗体交给当地老乡,后又由军部参谋刘奎找到当地的一个老木匠,告诉他这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对老木匠说:“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请你把他藏好,千万别让人知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老人点头答应。后来,老人临终的时候,才交代老伴说,祖坟地里埋葬着袁国平,等新四军回来一定要把他交给部队。就这样,老太太每年清明都去上坟,直到1949年解放军打到芜湖,老太太才让她的儿子去打听一下解放军是不是当年的新四军。她的儿子通过芜湖找到部队并与刘奎取得了联系。
     讲到这里袁振威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每当我想起当年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藏父亲遗体的事迹时,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这军民鱼水之情,正是新四军的胜利之本,它使我终生难忘。我父亲给我起的乳名叫皖南,就是要我记住皖南、记住皖南人民,记住皖南人民的恩情。”
     袁振威的母亲邱一涵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走完长征路的女战士,旧时代出生的邱一涵裹过小脚,原军委副主席张震曾对袁振威说:“我和你母亲很熟悉,长征中我们就常见面。她拖着一双裹过小脚的脚、一个受过伤的身躯,和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一步一趋,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多么不容易。”有一次,袁振威问母亲:“同学们说我爸爸当大官,妈妈长征肯定骑马,是吗?”妈妈淡淡的一笑:“爸爸的马上驮的是伤员,我是拽着马尾巴过的雪山,后来还有人批评我特殊化呢!”
     袁振威说,我父亲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只有处处为群众着想,严格遵守纪律,才能联系群众,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党和军队的纯洁。1939年春,我母亲怀我已7、8个月,而到十几里外的军部开会却和大家一样步行。罗炳辉的夫人张明秀阿姨对我说:“我问你爸爸,你的马为什么不能给她骑?你爸爸回答是,‘马不是配给她的。’”袁振威感慨地说:“我父亲认为腐败就是从公私不分开始的,从占公家便宜开始的。因此,要防止腐败就要按中央的八项规定,人人都要严格要求自已,从公私分明做起。”
     “父亲生前给我的堂兄袁振鹏的信中曾写道:‘或许有人要说我们是太不聪明了,然而世界上应该有一些像我们这样不聪明的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靠的正是这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将生死和一己私利置之度外的人。“现在我们国家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还有许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就需要像父辈那样愿为实现中国梦不惜牺牲一切那种‘不聪明’的人,那种愿为人民吃苦、愿为理想献身的‘傻子’。”
     1956年,共同生活了10年时光的母亲积劳成疾,辞世前她留给袁振威两句话:一是不要将父亲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簿上;二是忘掉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1986年,袁振威从国防大学毕业分配至海军指挥学院任教,虽不能擂鼓上前线,但潜心躬身育英才,近30年时间,默默耕耘,为国防建设培养输送了一批批高素质的海军作战指挥人才。多少年来,他在自己的岗位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他是海院有名的“傻子”,很多人问他老那么拼命工作图啥?他回答:父母的经历告诉我,人的价值不在寿命长短,而在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人生十分短暂,我们应珍惜每一寸光阴,多做一点于事业、于社会有益的事情,不妄此生。
     生命线的宝贵传统不能丢
     ——袁国平马背上打腹稿,下马即挥毫成文
     在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袁国平绝大部分时间从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性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在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第二天,他就创办了《红军日报》,这是我军第一份铅印大报,史称红军第一报。”陈毅元帅曾对袁振威说:“你爸爸才华横溢,是新四军的三大才子之一。红军时期就经常编写剧本,创作歌曲、诗词,他常常骑在马上打腹稿,下马就是一篇好文章;在长征中只有他用原韵和了毛主席的长征诗;在新四军他主持创作了新四军军歌,还创作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东进歌,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写了很多好文章。”
     “你们刊物是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权威刊物,我父亲革命生涯的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从事政治工作,刘伯承元帅曾对我说:你父亲了不起!他是很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红军著名的理论家,既有远见卓识,又能身体力行。不仅学员、干部喜欢,毛主席对他也很欣赏。父亲离开延安前,毛泽东专门约见他,亲切交谈,同他长谈了数个小时。毛泽东说,新四军处在敌伪夹缝中,政治工作既要保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又要考虑统一战线环境下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此后毛泽东专门致电项英,特别指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袁振威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坚守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很有意义。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弱化,生命线的宝贵传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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