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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练”。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这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强劲得多。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为了进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在决定一个国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观念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别作为大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以全球的眼光看，陆地和海洋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条件。从地理条件上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兼备国家，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平原辽阔。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高度发达。中国古人利用大陆资源就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缺乏向海外进行贸易、争取域外资源的动力。中国这样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在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历代中原王朝修筑长城，都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对外的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基本任务是防范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长时段”进行观察，中国历史的重心经历过前后两个大的变化。唐朝以前，是“东西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戏，总体上都是在黄河一线展开。从先秦一直到唐朝，基本的对抗是东部与西部势力顺着黄河的对抗，最后谁能够控制关中，谁就能够得到天下。进入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的历史重心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进入“南北轴心”时代。这个新的轴心就是京杭大运河，各种力量顺着它南北对抗。一直到清朝前期，这种格局和特性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战争都是在南边与北边力量之间展开。合起来看，无论是“东西轴心”时代还是“南北轴心”时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内陆，都没有转移到海边，更没有拓展到海上。

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历朝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个民族严重缺乏海洋意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西方列强侵逼的情况下，仍然海权观念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成“海防”问题，使海洋的通达性、海军的机动性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黑格尔曾站在欧洲远远地观察中国，得出这样结论：“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虽然它紧邻中国、远离欧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岛国的基本属性使它在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后，越来越愿意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夕，在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提出重视海权的主张得到认同。山本权兵卫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科技意识比拼，守成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举三个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英国人送的火炮和炮弹，清朝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清军火炮技术失传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笑话。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弹技术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三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而当事者竟为之欣喜不已。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恍然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铳，也可以叫连珠炮，据记载铳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当他将连珠铳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政府，更不敢让清军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武器杀伤力太大，传出去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其结果，这个连珠铳就真的没有流传下来。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压抑技术发展的例子。

知道了这些事例，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严重局面。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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