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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殿骑士团的起源和消亡

圣殿骑士团起源于9个西方骑士的自发行为。第一次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引发了西方基督教徒到东方朝圣的狂潮。然而朝圣之路充满了艰险。根据当时的朝圣者记述，在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野兽和盗贼横行，朝圣者经常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抢劫和杀害。最令人震惊的惨案发生于1119年的复活节：在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的途中，300名朝圣者被杀害，60人被掳。朝圣者的悲惨遭遇唤醒了9个前来朝圣的西方骑士的责任心。根据12世纪后期的编年史学家的记载，这9个“高尚的、虔诚的骑士立志保护朝圣者”，在耶路撒冷宗主教面前誓愿守贫、禁欲和服从，象正规修道士那样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宗主教赋予他们“严防盗贼和攻击者，保证道路畅通，特别是朝圣者的安全”的职责。由于他们既无教堂，也无居所，耶路撒冷国王将王宫的一部分——据说是古老的“所罗门圣殿”——赐给他们。从此，他们才有了“圣殿骑士”之名。

至攻克耶路撒冷为止，第一次十字军在东方建立了几个基督教国家，但初创时期的十字军国家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作为统治者的西方教俗贵族在圣地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而且所拥有的资源有限，难以实施有效统治。因此，圣殿骑士团诞生不久就受到了十字军国家的重视。

1120年1月，耶路撒冷王国在纳布卢斯召开了教俗贵族会议，确认了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合法存在，确定了它保证朝圣道路安全的基本职能。从1127—1128年它的总团长的西欧之行受到欢迎，并吸引了显赫的朝圣者的加入和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捐献。安茹伯爵富尔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圣殿骑士团，并每年捐赠30镑银。香巴尼伯爵休于1125年加入，“情愿放弃万贯家财而变成贫民。”这些显赫人物的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使苦苦支撑十字军国家局面的国王看到了希望。对于只有300名骑士和300名步兵的国王来说，扩大圣殿骑士团的影响无疑是获得西方支持的最佳途径。因此，国王鲍德温二世很快就接纳了圣殿骑士团，并继续扩大其影响。1127年，他派圣殿骑士团总团长佩恩·德·休到欧洲活动，寻求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的认可和招募圣殿骑士。

总团长的欧洲之行获得了圆满成功。1129年，罗马教廷在法国的特鲁瓦召开宗教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会议记录者记为1128年。R.希斯坦德认为，由于当时法国的历法以3月25日为一年的开端，应该将会议日期更正为1129年。

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它为圣殿骑士团制订了章程，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和罗马教廷对它的最高权威。教廷的确认进一步扩大了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影响，并使其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赠行为合法化。不仅如此，在1139—1145年间，教皇还授予它免交教会什一税，甚至征收什一税的特权。特鲁瓦会议以后，西欧社会各界的捐赠纷至沓来。捐赠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地产、庄园、磨房、城堡、教堂、各种收益权利以及地产上的农奴。西方基督教徒不断的、虔诚的捐赠使圣殿骑士团迅速成为大封建主，为其职能的扩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

圣殿骑士团的职能逐步由维持圣地治安的警察式职能扩展到军事职能。在特鲁瓦会议召开时，圣殿骑士没有合适的盔甲，只能穿人们捐赠的衣服;他们也没有钱修缮自己的住所;连巡逻必备的马匹也只能2人合骑一匹。特鲁瓦会议以后，圣殿骑士团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于编年史所记述的军事行动中。显然，大量的捐赠迅速加强了它的经济实力;西方骑士的踊跃加入迅速扩充了其队伍。1129年11月，特鲁瓦会议以后不久，总团长立即带着新招人马返回东方，参加了进攻大马士革的战斗。1136—1137年，圣殿骑士团奉命守卫从乞里奇亚进入安条克的通道。1149-1150年，它受命守卫加沙城。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它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一支常备军。参与圣地的战役成为其主要任务。最初的警察式职能依然存在，但已经降到次要地位。

圣殿骑士团的兵力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记载，到12世纪60—70年代，它有300名圣殿骑士。到80年代则扩大到600名。如果加上军士，圣殿骑士团拥有的总兵力可达2，600人。加上临时招募的雇佣兵，这个数字会更大。这些兵力主要部署在城堡或要塞里，其防卫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圣殿骑士团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城堡有37个，分布于地中海东岸和约旦河以西约600公里的狭长地带，基本上覆盖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土。

被它扶持上台的国王对它既爱又怕，自然要受它左右。由此可见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中的政治参与程度之深。很显然，圣殿骑士团已经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主要决策者或者主要决策者之一。另外，从圣殿骑士团经常参加或领导与周围伊斯兰教国家的谈判来看，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起着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当然，十字军国家还有其他政治力量，如医院骑士团，意大利商人公社和地方贵族，国王也不总是傀儡。圣殿骑士团政治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

圣殿骑士团在欧洲也具有政治影响力。这取决于它与教皇和各国君主的关系。由于在欧洲拥有大量财产，而且还有更多的捐赠期望，它必须保持与各国君主的良好关系。为了不破坏与任何一国的关系，它必须学会左右左逢源，尽量回避各国的国内纠纷和国际纠纷。总的来说，各地的圣殿骑士团分支机构成功地贯彻了这个基本方针。它们的忠诚和行政管理经验也经常为各国王室所用。相当多的资料显示，许多圣殿骑士在欧洲国家的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亨利三世时期，圣殿骑士开始担任英国国王的顾问、司库、特使、救济品分发官等职务。圣殿骑士团的分团还经常替国王保管财物甚至玉玺。这显示了王室对圣殿骑士团的充分信任。当英王约翰与封臣发生宪章冲突时，为了安全起见，他经常住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此间，许多国家大事都是在那里决策。圣殿骑士团很可能在其中起了某种程度的作用。虽然如此，没有资料显示圣殿骑士团介入了这个时期的英国国内冲突。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法国国王经常通过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向圣地输送军费。在遭到取缔前，圣殿骑士一直担任法国的财政要员。在西班牙，国王大量任用圣殿骑士为政府官员，经常利用圣殿骑士团的资源对伊斯兰教徒作战，显示了对圣殿骑士团更多的倚重。圣殿骑士团被取缔后，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二世和葡萄牙国王迪尼兹还利用它的残余资源，再造类似的军事僧团。

可见，不卷入欧洲各国内部纷争，维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以服务于保卫圣地的中心任务，是圣殿骑士团的基本方针。但即使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国家之间也频繁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经常威胁着圣殿骑士团极力避免卷入欧洲政治斗争的一贯方针。圣殿骑士团对付这种威胁的方法就是调停冲突，化解矛盾。在英国王子与法国公主1160年的政治联姻中，圣殿骑士团就扮演了公正调停人的角色。不过，这次调停不甚成功。英王亨利二世为了尽快得到作为嫁妆的2座城堡，提前让王子与公主成婚——他们分别只有5岁和3岁，而作为调停人的圣殿骑士欣然把城堡交给亨利二世，从而引起法王的愤怒。调停成功的例子是教皇与英王约翰的纠纷。教皇特使与约翰的谈判就是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进行的。经过圣殿骑士的百般斡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然而，教皇与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冲突却陷圣殿骑士团于进退两难之地。一方面，它要维持与德国皇帝的关系以保护它在中欧的地产，另一方面，它要服从教皇对它的最高宗主权。它选择了后者，从而与皇帝交恶。

双方在圣地发生争吵，几乎引起火并。这说明，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圣殿骑士团很难保持一贯的中立。如果说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存续期间是“被动参与”欧洲政治的话，那么在失去圣地后，圣殿骑士团似乎开始积极参与欧洲的政治。

二、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

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还衍生出一种金融职能。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这种金融职能起源于圣殿骑士团的财务实践。作为后方供应系统的各地分支机构负责经营本地的地产，将部分产品兑换为现金，然后将其连同粮食、马匹以及其他战略物资和各界捐献的财物通过欧洲各港口输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满足前线需要。这使圣殿骑士团积累了丰富的财务经验并培训了大量的财务人员。其次，财务活动的社会化使圣殿骑士团网络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欧洲的寺院团体很早就有替人保管珍贵物品和文件的先例。十字军东征开始后，又为十字军战士和朝圣者提供贷款或抵押贷款服务。相比之下，圣殿骑士团的军事性质使它在这方面独具优势。由于在基督教世界有大量的城堡和骑士，它能够保证金库的安全和采用武装押运的方式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实际上，安全优势甚至使它能够与发达的意大利各银行一争高下。再次，在财务活动社会化后，它在欧洲和东方的分支机构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金融网点，使其金融服务更为快捷。这种网点优势也增加了它在金融业的竞争力。

      最后，其特殊的组织原则和在金融实践中的表现有利于树立它在基督教世界的诚信、中立的形象。圣殿骑士团的章程规定，圣殿骑士不能拥有个人财产。一旦被发现拥有个人财产，他会受到处罚;如果个人财产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惩罚更严厉：死后不能埋葬在圣殿骑士团的专用墓地。这种对虔诚基督教徒来说最严厉的惩罚大大降低了金融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根据马修·帕里斯的记载，曾经担任英国大法官和摄政的哈伯特·德·伯勒在1232年受到指控。国王亨利要求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交出哈伯特存放在分团金库的金银财宝。但分团长回答说：“未经委托人允许，我们不会把受托财物交给任何人。”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远征埃及时被俘。为了付清埃及人要求的赎金，路易的下属向圣殿骑士团借款。看管保险箱的圣殿骑士作出了类似的回答。最后，路易的下属只得采用象征性暴力，命令圣殿骑士打开保险箱。诚信和中立已经成为圣殿骑士团金融事业的信条。

圣殿骑士团的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经营项目逐渐专业化和系统化。13世纪以后，它的网络由十字军的辅助服务者发展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从现存的资料看，其主要客户是国王、贵族和教会。有十字军研究者将其金融业务划分为7大类。其中主要集中于托管、信贷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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