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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博弈

戴维·德卢戈(David D’Lugo)在研究英德海军竞赛时发现，一个国家的体制适应性(Constitutional Fitness)或者说政体构成对它的国防能力的发展上限具有直接影响。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由于帝国宪法以高度的税收自主交换了各小邦的政治服从，当中央政府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军费时，会发现直接控制的税种数量不足，说服各邦增税则需要经过复杂的博弈。故德国的经济基础虽然较英国为佳，能够动员的资金却少得多。1870年代的中国同样身陷此种困境：李鸿章与左宗棠同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央财政瓦解的获益者，但在为自身偏爱的战略取向争取资源时，他们一方面竭力竞争中枢的认同，另一方面对其余督抚大耍手腕，国防财政遂变得愈发不能均衡。

左宗棠身为自强事业的倡导者之一，当然不会直接否认海防的重要性;但他宣称“海防本有经常之费，所缺无多”。以之作为争取塞防经费的依据，则是不折不扣的夸张。1866年左氏奏请设船政局于福州，后虽调任陕甘，仍时时与闻其事，不可能不清楚海军初创期高昂的花销(船政局经费由闽海关洋税拨出，每月5万两，完全不敷使用)。而朝廷设置海防专款时，明确了大宗来源乃是沿海各省关税与江浙闽等地厘金，这与西征军费所出完全重合，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联想到左宗棠自1867年开府陕甘以来，时时坐困于协饷解拨延误，早早祭起借债用兵的下着(1867年即已向上海洋商借款220万两以济军需)，他当然知晓：西征军费只有连唬带吓才能榨出。

左氏的做法也足够老辣。1876年初，在明知朝廷已经做出“海陆并举”表态、对塞防形成了事实上的倾斜的情况下，他依然奏请借洋债1000万两作为西征开拔费，以关税作保。这是一招釜底抽薪之计。无怪乎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私函中要喟叹“海防一节，徒拥虚名，恐鲜实济，第一是无财”，大发其牢骚。

然则李中堂也非等闲之辈：鉴于西征协饷造成海防专款实解率不足三成，李氏开始处心积虑侵挪南洋以及闽粤各省自留的购舰经费，以扩充北洋一隅。如购买“定”、“镇”二舰花去的340万两白银，有130万两系挪用福建海防款，名义为“代购炮艇及巡洋舰”;65万两取自南洋，名义为“代购2艘巡洋舰”;其余部分则截留自招商局收入原定偿还各省借款的部分。军舰一旦归国，即报请留用于北洋，不掏一文而赚得巨舰两艘。此外“镇”字号炮艇中有2艘系挪用山东海防款购买，“致远”号等四舰则是打着为福建代购的名义，由户部自神机营所借洋款中支取了大头。无论塞防、海防，都不能脱出地方主义的格局，不惜牺牲整体国防之均衡来满足集团利益，如此面貌下的“自强”能达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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