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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淞沪会战:日军竟泡在泥泞里喝尿

1937年8月13日,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中国军队在蒋介石的直接指令下,在上海主动发动了反击日寇的淞沪战役。

此一役改变了日军侵华的进攻方向,由原来的从北往南,改成自东往西,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有空间西撤,客观上使中国的工业、文化、抵抗力量得以保留。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整个会战历时3个月,其中,中国军队对从吴淞口、小川沙登陆上海的日军的反登陆战就有约20天。

淞沪会战后,何应钦的报告宣布,淞沪战场我军阵亡军长1人,师长、副师长4人。由于中方海军司令官的“沉船战术”泄密,中央海军全军覆灭。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道:“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此战让世界开始对中国的抗战刮目相看。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认为,此战的意义在于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为后来日军复仇制造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特约顾问: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专门史博士点带头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岳钦韬 提供资料

吴淞口江畔,江水浑浊,波涛汹涌。

1937年8月12日,王敬久和陈颐鼎站在江边的炮台湾,举目向吴淞口外望去。江面上,有十余艘日本战舰游弋。

王敬久时任87师师长,陈颐鼎是其下属521团团长。陈有感而言,如炮台还在,不论火力如何,日舰绝不敢在要塞前如此放肆。据1932年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炮台湾的大炮被拆除,仅残留炮座痕迹。

日本侵略军开进上海市区

王敬久亦感慨:“国家受人凌辱到如此地步,我们军人要承担主要责任。这次民族大决战,正是我辈军人报仇雪耻的时刻,为国家牺牲要从我们身上做起。”

次日,王敬久期待的“民族大决战”—淞沪会战爆发。

啃不动的工事

苏智良教授介绍,卢沟桥之战后,国民政府已知晓中日一战不可避免,决心采取主动,将盘踞上海多年的日军赶走。

“战斗首先在八字桥打响”,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唐磊介绍。

八字桥位于上海同心路旁,是闸北通往虹口的重要通道,其长不到20米。

1937年8月13日15时,我523团第一营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在八字桥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

如今,从八字桥沿着同心路走十多分钟,即可抵达该司令部旧址。但在当时,中国军队攻克这1.4公里路程艰苦异常。

潘世华是523团一名士兵,他回忆,当天从早上4时到晚上10时,日军从水陆不断炮击我军阵地,上海到处是大火。“日军暗枪眼很多,火力非常猛,攻过去之后,牺牲了一排人,连长曹英带队的4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数次猛攻不下,中国军队以精锐之87师、88师为主力再度进攻。

唐磊说,然而从步枪到大炮,我军几乎每种装备都明显不如日军。更要命的是,大部分中国士兵缺乏与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协同训练,他们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炮火。

老兵陈怀礼回忆,我军反攻时来不及剪断日军设置的障碍物、铁丝网,许多士兵就扑在铁丝网上,让后面上来的战友们踩在身上,冲入敌阵。

521团团长陈颐鼎率部围攻大公纱厂,但两天未奏效,“我们武器太差,啃不动敌重点工事”,陈颐鼎生前对儿子陈万中回忆。

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对此痛心疾首,他在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中说:“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炮兵)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

拉锯之下,八字桥几度易手,双方伤亡惨重。8月23日,苦苦支撑的日军终于听到其援军在小川沙、吴淞口登陆的消息。

但与阵地共存亡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与长江汇流处,为沪、宁通海门户。

唐磊介绍,获悉日军登陆情况后,张治中迅即调动部队反击。陈颐鼎受命率部在黑桥宅、陆家桥宅一带布防,此地距离长江最近处只有1公里。

陈万中介绍,父亲回忆,敌每发动一次进攻,必先进行十至二十分钟的炮火袭击,第一线的简易工事多被击塌,营长以下各级军官非死即伤,战士伤亡近千。不得已采取两线布置,第一线只留少量观察员,其余人员撤至第二线。

老兵李纯浩亲历此次反登陆战,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炸得我军“找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日本人死得多,汽车都拉不完,可我们死得更多,战场到处都是死去弟兄们的尸体,担架队也上不来,伤员没办法送下去,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等死,听着他们的呻吟,真是心如刀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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