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珊刚来到鄂东北时，正是鄂豫边区人民在特委领导下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时期。随着鄂豫边区工农武装割据地区的日益巩固和扩大，特委不仅要领导击退敌人的“围剿”和“会剿”，而且要排除革命内部存在的不良倾向和干扰。徐宝珊适时向特委提出要建立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的建议，并协助特委在反对恐怖，建立铁的纪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委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后，徐宝珊夜以继日地编写党员的教材，起草《党员须知》，举办党务干部学校轮训党的干部，进行党的纪律教育。他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精神武装干部战士，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加强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纠正了不良倾向和“惩办主义”行为，建立了铁的纪律。党对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领导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鄂东北的艰苦斗争中，徐宝珊经常抱病工作，亲自深入基层巡视工作，参加区、乡、村各种会议，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1931年4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推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土地怎么重新根本法呢?徐宝珊决定到毛畈村调查。这时，他旧病复发，咳嗽十分厉害，连路都不能行走，但他坚持下去调查。通过调查，他认为除满足翻身农民的土地要求，保护中农利益外，还要留一定数量的红军公田，由全村集体耕种，收获的作物全部留给红军使用，这样，既保障了红军用粮，又把“拥红”和“支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后来，鄂豫皖苏区土地委员会在鄂豫皖苏区推广了留红军公田的试点经验。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西征，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空前严重。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担任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的徐宝珊毫不退缩，积极支持正确主张，重新组织扩红委员会，协助留在苏区的鄂豫皖省委重组红二十五军，坚持苏区斗争。他亲自到麻城乘马岗整顿赤卫军组织，动员1000多人加入了红军。红军得到充实壮大，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复苏起来。 
1933年初，省委没有因势利导，趁大好形势去夺取更大的胜利，却盲目执行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和错误的肃反政策。他们脱离鄂豫皖苏区斗争实际，无视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作出了“攻打中心城镇，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定，认为鄂豫皖苏区到了“大反攻时期”，一定要夺回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中心城镇。他们集中红军主力围攻七里坪，使刚集结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过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错误地提出“加紧肃反”，使许多优秀干部和战士无辜被杀害，革命面临严重危机。此时，徐宝珊已到省委分管组织工作。他吸取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的沉痛教训，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特别是在内部肃反中，在保护干部方面做了有益工作。一次，省委召开重要军事干部会议，徐海东在会上向省委书记提出了批评意见，当场被赶出会场。有人乘机火上加油，说徐海东“目空一切”。大家为徐海东捏了一把冷汗，担心他会被打成“反革命”。会后，省委书记同徐宝珊一起回顾过去的工作，徐宝珊主动介绍徐海东的情况，省委书记听了徐宝珊的介绍后说：“宝珊，只要我不死，再不准有人说海东有问题。”于是，徐海东得救了。在皖西肃反中，蔡家荣等六人被打成“反革命”，交到部队看管。后来，部队奉令向北转移，日夜兼程，路过光山斛山寨时，与敌遭遇。这几个“反革命”被关在一间屋子里，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竟日激战，红军以三个团击溃敌十个团，甩脱敌人，继续前进。这时，徐宝珊的勤务员李金德见部队离开了，无人看管的“反革命”还关着，便打开门把他们放了。蔡家荣等人被放后，背起没有枪栓的枪支，急忙追赶部队。赶上部队时，又有人要把“反革命”蔡家荣等人继续关起来。徐宝珊知道后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由此蔡家荣等人也得救了。
在“左”倾路线的危害和蒋介石调集53个团的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紧要关头。徐宝珊接替了鄂豫皖省委书记职务，担起领导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重任。当时，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中心区变成了“无人区”，到处是断墙残壁，田地荒芜，一片凄凉，红军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局面。徐宝珊担任省委书记后，注重斗争策略，领导省委认真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转变对敌斗争的策略方针。这时，红二十五军没有成立军委，直接由省委领导，省委令红军主力迅速由内线分兵坚持转移到外线游击，袭击敌人后方，把苏区的敌人向外调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在边沿地区恢复和开辟根据地。红二十五军转到外线后，很快摆脱被动局面，先后在罗山县朱堂店至铁铺一带和英山县陶家河一带开辟和恢复了一块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内线方面，徐宝珊在鄂东北和豫南地区，积极支持郑位三提出的关于建立便衣队和发展秘密革命群众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他们举办便衣训练班，发展组织便衣队，深入到敌人侧面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捕捉还乡的罪大恶极的地主和反动分子。这种斗争方式，能积蓄力量、保护群众，有力地牵制和消灭敌人。这时，徐宝珊连续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发扬民主，逐步纠正一些过“左”的错误政策，重新采取“加强对民团和白色士兵工作”、“有区别对待伪保甲长”、“正确对待插白旗的群众”、“正确对待哗变士兵”、“对富农的粮食只征不收”等措施。由于省委正确方针政策的贯彻，武装力量逐步发展，便衣游击大队由两个发展到七个，还有一些小队和游击小组。后来，又将这些经验传到皖西地区，整个苏区到处组织起秘密的乡苏维埃，建立秘密情报站。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斗，充实壮大了红军力量，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基本摆脱了被动挨打局面，苏区又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1934年11月4日徐宝珊接到陈锦秀送来的“中央来人”的信后，率领红二十五军从皖西葛滕山出发西行，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在花山寨见到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徐宝珊立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遵照中央关于“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北上远征。16日，他拖着病体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进行战略转移。
11月底的一天，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通过许南公路进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国民党东北军一师和骑兵团抢先到达，封锁公路，把红军四面包围起来。这时天寒地冻，风雨交加，战士们衣着单薄，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有个贪生怕死的参谋主任，骑着一头黑骡子喊叫着：“我们被包围了，过不去了，各自逃命吧!”顿时，部队出现了混乱。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患着病的徐宝珊和军政委吴焕先一起来到火线，站在公路上大声疾呼：“站住，不能后退!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共产党员带头冲上去顶住敌人!”吴焕先举起大刀，带领部队向敌人冲去，徐宝珊在医务人员钱信忠的一再要求下，才被抬下火线。敌人被打退后，他随部队突出重围，胜利进入伏牛山区。
长征路上，徐宝珊的病因工作繁忙不能得到认真治疗而加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后，徐海东要程子华当军长，自己当副军长。这件事不为人们所理解，议论纷纷。徐宝珊躺在担架上，不时跟徐海东和一些干部谈话，说徐海东高风亮节，不当军长当副军长，决不是犯了什么错误。由于他抓紧做思想政治工作，消除了隔阂，增进了部队的团结。一路上，徐宝珊虽然病重，还强打精神尽职尽责主持省委工作，和大家一起开会，在马灯前研究敌情、作战部署和行动路线。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身负指挥作战的重任，徐宝珊总是时刻关心他们。一次，徐海东在瘦家河战斗中负伤，昏迷不醒，徐宝珊守在床边照料四天四夜，而对自己的病却置之顾。他一路上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全军上下紧密团结，打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和包围，年底胜利进入陕西洛南，完成战略转移任务。
1935年1月中旬，蒋介石下令以11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强大的敌人，有的人缺乏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入川。徐宝珊和吴焕先等省委同志，不畏强敌，坚持开辟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领导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先后创建了豫陕特委和鄂陕特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4月中旬，徐宝珊在兰田葛牌镇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陕省委，徐宝珊继续当选为省委书记。
徐宝珊非常重视红军内部的建设，提出要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党团建设，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他要求军队抽空抓紧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战术。5月初，部队开展整训，徐宝珊参加了整训的领导工作，并作了积极准备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政治动员报告。过度的操劳，使徐宝珊病势日益加重。5月9日傍晚，他躺在病榻上，刚听完吴焕先关于部队整训情况的汇报，病情突然恶化。他两眼含着热泪，叮嘱吴焕先说：“一定要做好部队工作……注意政策……注意军民关系……”未等他要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止了呼吸。鄂豫陕军民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连夜把遗体入殓，安葬在龙驹寨镇北部山坡上。
徐宝珊虽已去世，但他的功绩和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将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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