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39 《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 张昭军 参加讨论
摘 要：与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学相比较，文化史学主要围绕四个命题（或假设）而展开。第一，从研究对象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攸关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精英的历史，而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新文化史研究的课题虽趋于多样化，但对人民大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重视有增无减。第二，从历史观念看，文化史书写的不是一治一乱的历史，而是进步的历史。新文化史家并未远离进步，进步主义史观是其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第三，在目标和方法上，文化史学不以确立单个历史事实为至高无上的职责，而是要求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究明关系得以展开的背后因素。传统文化史重在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科学法则、公理公例，新文化史聚焦文化的历史象征、意义和价值。第四，关于文化史学的功能和任务，无论新旧文化史均不满足于追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含有比较浓厚的致用色彩，重视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作用。 关键词：文化史学； 新文化史； 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多年来，文化史学（根据语境或使用“文化史研究”“文化史”）一直处于某种尴尬状态。一方面，许多研究者以文化史学为专业，发表了大量以“文化史”冠名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却说不清自己的学术身份和学科定位，乃至避而不谈这样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此状况下，文化史学的合法性受人质疑也就不足为怪。近年来，西方学者约翰·霍尔（John Hall）发表的《文化史死了》，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发表的《“新文化史”存在吗》，均是例证。 文化史死了吗？新文化史存在吗？要回答此类问题，有必要弄清文化史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规定性。2004年，英国著名学者彼得·伯克出版《什么是文化史？》，通过分阶段阐述文化史学的历史来说明什么是文化史学。该书将重点放在了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变化及其多样性，而不是文化史学的特质和属性。换一句话说，作者欲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化史”，而非“文化史是什么”。他断定，文化史学尽管有自己的历史，但却没有本质。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多数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了文化史学之“新”与“旧”的不同上，而相对淡化了新、旧文化史学传承与统一的方面。 文化史学是什么？笔者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上，尝试对此问题有所回答。本文以为，无论新、旧文化史学，主要围绕以下四个命题（或假设）而展开。这四个命题（或假设）共同规定了文化史学的基本属性。 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文化史，是以文明史为基础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史。在思路上，笔者拟沿用前人的办法，主要通过与政治史学的比较来彰显文化史学的特性。 一、书写的是民众的历史 以政治史学为参照系，文化史学的首要特色在于它所书写的是“民史”。政治史学以历史上的国家和政权为核心，主要研究攸关国家利害的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重大事件及政治精英人物。文化史学并不排斥政治，但它研究的对象、关注的焦点和历史的主角明显不同。文化史学始终以人为本位，准确地说是以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 在西方史学史上，有学者把文化史学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希罗多德，其理由即在于，与修昔底德关注政治和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同，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以人类活动为中心探询历史的传统。18、19世纪，文化史学在西方确立下来，正式开启了以民众为本位书写历史的传统。文化史学的近代奠基之作，伏尔泰的《风俗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等著作，分别以法国、英国或欧洲的“人民”或“民族”为叙述对象，风格迥异于以政治精英等“大人物”为主角的政治史。1874年，英国史家葛林所出版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一书，被视为欧洲“文化史运动”的代表作。关于该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明确说明：“本书不是英国帝王的历史，也不是英国对外军事征服的历史，而是英国人民的历史。我在本书中对于英国的对外战争、外交关系，帝王将相的个人事迹，以及宫庭的礼仪，朝臣的阴谋，都要加以精简，而把重点放在宪法、学术和社会进展等方面，因为这些进展是我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在兰克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德国，作为政治史学的反动，卡尔·比德曼（Karl Biedermann）等人于1856年创办了《德国文化史杂志》（Die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ureschichte），该杂志以“德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和特征”为副题，显然有突出“人民”徽号之意。德国文化史学的先驱者科尔布（Georg Friedrich Kolb）、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施泰因豪森（Georg Steinhausen）、兰普雷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等人，明确反对政治史家拿人民作为英雄人物的点缀，主张人民才是历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兰普雷希特一再强调，历史不应只是战争、政变等政治活动的记录，也不应只是国王、将军、政治家等伟大个体的传记。瑞士学者布克哈特接受过兰克学派的专门训练，熟悉后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缺陷。他在反思兰克史学基础上所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本尝试之作》，被公认为是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该书正式把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纳入史学领域，为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民众绘制肖像。布克哈特指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从人出发，因为还没有谁以人为根本考察历史。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忍受、进取和行动，构成一个恒定的中心。我们的方法就是审视人的过去、他的现在和他的将来。”历史研究应以人、以民众为中心，这代表了文化史家的共同心声。 文化史学问世初期，因风格迥异于政治史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又有“新史学”之称。进入20世纪，文化史研究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展开。在美国，以鲁滨逊居首，与他的学生比尔德、绍特威尔、海斯、桑戴克等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新史学派”。“新史学派”实际上是文化史学派，它针对的是“一战”前欧美盛行的以政治、军事为主的传统史学。鲁滨逊继承了兰普雷希特等人的观点，批判政治史学的狭隘性，主张把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大到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他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然而，“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开篇明确区分文化史学与政治史学的研究对象，强调教会、探险、商业、大学、著书、绘画等等都是人类活动，应纳入历史研究范围。日本的文化史学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巴克尔、基佐等人的影响。明治时期，日本相继出版了以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北川藤太的《日本文明史》、室田充美的《大日本文明史》、物集高见的《日本文明史略》等为代表的一批著作。著名史家小泽荣一曾总结说：这批著作与传统史学的不同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它以“人民”与“文明”为视点，由君主、英雄、战争的历史转变为“人民”全体及其文化的历史。20世纪初，西方和日本的文化史著作传入中国，并形成了颇具声势的“新史学”思潮。这股思潮与稍后传入的鲁滨逊的“新史学”一起，共同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史研究。新史家梁启超、胡适等人均大力倡导文化史研究。梁启超一再强调，“新史学”以“国民”为对象，以“民史”为正统，“然则正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胡适、柳诒徵、钱穆等人的史学观点不同，但主张把历史主体调整为民众、民族和人民，则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学中的“民众”具有群体性，且随着时代演进，其所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就像李璜在《文化史中文化的意义、起源与变迁》一文中所说：“希腊的德模克拉西是不及于他的奴隶，罗马的德模克拉西是只及于他的市民，而今日的德模克拉西便以人为对象，或至少以国民为对象了。” 20世纪中期，文化史学中“民众”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原先一些不受关注的民族、种族、阶层和群体得到了研究者重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对普通民众开展更加广泛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均注重从社会的层面分析历史上普通民众的文化。文化史学与社会史学的互鉴与交融，还催生了大众文化史（popular culture 或Volks kultur）研究。这一领域的名著，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关注的是下层产业工人的文化，芒德鲁的《17、18世纪的大众文化》通过研究广泛流行的“蓝皮丛书”（la Bibliothèque Bleue）考察民众的心态与文化。 70、80年代，新文化史学兴起。新文化史学并没有变换历史主体，继续以民众为研究对象。一些新文化史家赓续了大众文化史研究的传统，如伯克的代表作《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重点讨论的是以工匠和农民为代表的“大众”，并醒目地使用“发现人民”作为第一章的标题。而且，他所提倡的大众文化研究，不再把精英人物与普通民众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大众文化为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所共享。达恩顿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考察的是包括技工、学徒、磨坊主、农民等在内的普通民众，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则以一个小村庄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民众可以通过群体的形式来呈现，也可以借助有血有肉的普通个体来表达。比如，金兹伯格《乳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一书的主角是被怀疑为异端的磨坊主，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叙述的则是下层农妇贝特朗与真假马丁的爱情故事和离奇案件。在这些著作中，“小人物”取代“大人物”从历史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诚如伊格尔斯在论述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时所说：新文化史学挑战专注于政治精英的传统史学和社会科学取向的社会史学，将主题转移到了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随着新的注意力被给予了个人，历史学便再度采取了一种人情味的面貌，但这一次不是给予了上层的权势者而是给予了普通的百姓”。西方史学界所说的“文化的转向”，主要是相对于此前的“社会的转向”而言，若从文化史学的立场看，新、旧文化史学具有一定的统一性，或许用“每演益进”更为准确。正如伯克在接受访问时一再表示的：“我们不应夸大新文化史学的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学是回归到布克哈特描绘一个时代形象的程式，虽然这一次历史学家更注意普普通通的男男女女。”径言之，新文化史学一如传统的文化史学，志在书写民众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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