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议题(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38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曹晗 参加讨论
五、聚焦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居生活环境改善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但这一发展规律在人类进入以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阶段后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方今,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发展已构成严重威胁,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近年来,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的高度,宣示着中国已迈入生态文明引领发展的新时期。谈到生态文明建设,必然要先了解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也即以尊重和维护自然环境为前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发展理念,而这一理念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之中。可以说乡村作为与自然、生态联系最为密切的人类活动空间,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生态文明的基因,也是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和场域。当然,我们也需认识到,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对乡村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停留在生产价值,而忽略了乡村生态价值、生活价值,致使乡村面临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危机,因此,乡村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和基础,其发展好坏体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效果,同时也是振兴乡村的有力驱动器。 人类学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学者们首先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发展观”进行质疑,并就“发展与不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力求探索出一条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的道路。人类学的视角认为,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经验、生态知识并非都是过时的,它们不仅有可能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而且对工业化、城镇化有诸多有益的启示,包括维护生态链条、物尽其用、尊重自然规律等 。[15](P2)农耕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发展中创造、传承、保存至今的农业生产系统,其中包含了人们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并在利用本土自然资源的同时维护好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故应对农耕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和利用。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强调民族文化对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乡村生态保护要从具体民族、地区入手,对传统生态知识进行发掘与整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拥有的传统知识的自信,充分地发挥各区域、各民族生态知识价值,实现对乡村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16]此外,还有学者针对生态移民群体如何安置及迁移后的生计转型、社会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实地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议题,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要培育农民符合时代发展的生态观,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实现乡村生态的现代转型,唯有如此,和谐乡村生态的建成才指日可待,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经济”问题才可妥善解决。[17](P31)总的来看,相较于其他学科,人类学对乡村生态问题的关注较早,但缺少系统性、全面性,如今,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升至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高度,成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战略及规划的提出更凸显了乡村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新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人类学应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具体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聚焦农业生产生态化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影响,相比传统农业,当前工业化养殖业以及过分依赖化肥、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等生产资料的现代农业对乡村生物多样性产生了极大的破坏,甚至成为新的污染源,在很多地区,乡村比城市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由此出发,人类学应重视生态循环农业、有机循环农业的发展,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节约利用农业资源,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如何在农产品研发、生产、种植、养殖、加工、保鲜、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中遵循生态环保的理念;如何创新种养殖业发展模式等议题,从而使农业生产活动尊重自然、融入自然,不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不破坏乡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而这亦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是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层面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其一是乡村自然生态建设问题,一个好的乡村生态环境不仅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城市居民得以亲近自然,寄托乡愁的重要空间,然而当前乡村面临着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破坏、湿地减少、乡土物种消失等众多环境问题,故如何修复乡村自然生态系统,恢复乡村自然水系、湿地、森林、农田、绿地的生态功效,提高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应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其二是乡村宜居建设问题。从宜居角度来看,乡村不应只有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人居条件以及优美的乡村景观。在基础设施方面,通常分为生产类基础设施,如水利灌溉、气象设施等;生活类基础设施,如电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设施;流通类基础设施,如村域道路、田间道路、宽带网络等;公共文化服务类基础设施,如文化体育活动广场、农家书屋等;便利的人居条件涉及居住条件、信息交流、社区公共空间、商业服务等,上述所列皆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应在研究中予以重视。此外,乡村规划、乡村景观设计是乡村宜居空间的外在呈现,乡村规划中各类基础设施、各类产业发展的用地位置、规模、建设标准是否合理,乡村景观、居民住宅设计是否契合于村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乡土物种等生态要素和民族、村寨历史等地方人文要素决定了乡村是否整洁与美观,这也对人类学研究乡村提出了更高、更为细致的要求。 三是农民保护生态的观念。农民既是乡村环境的开发者也是乡村环境的保护者,农民的环境意识和行为对乡村生态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可否认,传统乡土文化中有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智慧、习俗规范、生产方式、生活理念,但多年来,乡村发展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增产增收而忽略了环境保护,乡村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尤其作为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主体的农民,生态环境意识薄弱、环境知识贫乏、生活消费方式粗放,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面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难题,人类学学者应进一步挖掘、整理各地区不同生境下乡土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提炼传统乡村生活的生态理念、原则,并探索如何将其融入当前的乡村环境保护教育中。只有激发农民对乡村良好生态、和谐生活的情感,农民才能重视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并意识到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最终环保的意识、行为、知识、技能才能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 六、致力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在与乡村社会相关的研究中,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议题实际上暗含着对中国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将会走向何方、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融合、乡村还将经历何种演变等时代之问的回应,故历来都为学界关注,多以乡村文化整体发展、村落社区发展、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开发为切入点,研究内容涉及谁来传、谁来承、传承哪些文化内容,以什么方式来传承,如何进行创新重构、需要何种保障等诸多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当然,我们从对相关研究的梳理中也发现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以上述四个不同研究切入角度来分析,由乡村整体发展角度出发的研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研究阐发、保护整合、教育引导、文化传播、制度保障等方式进行统筹建设,[18](P138)注意到了乡村文化发展与乡村建设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缺少对乡村传统文化存在样态与传承情况的把握,往往太过宏观。由村落社区发展角度出发的研究强调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19](P63)通常以具体案例来剖析村落社区中文化传承创新的事实,并尝试对文化的传承路径,创新模式进行总结,然而,此类研究却无法顾及不同类型村落社区文化发展的共性与差异性,容易陷入误区。由文化事业建设角度出发的研究注重通过政策体系重构和政策流程再造来推进乡村文化传承发展,这种研究角度往往过于关注上层政策因素,而对政策落地与村落消化接受程度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由文化产业开发角度出发的研究多围绕文化旅游产业中民俗旅游、民族手工艺等发展对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范围较窄,视角较为单一。故不论从哪一角度出发,当前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研究均缺少一定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对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研究成果已然十分丰硕,不过随着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关这一议题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更新,从这一层面来看,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又是一个新议题。笔者认为,要推进相关研究,首先要把研究的起点从乡村传统文化下沉至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上,这里有必要对文化资源进行阐述。文化资源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各种资源总和,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别,物质和精神两大要素,更广泛地来讲还包括为与生产和生活内容有关的文化活动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要素资源,且文化资源本身就有极强的可转化性和创新性,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和质量高低直接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故以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研究内容的跨度可从自然到社会、从有形到无形、从物质到精神、从行为到心理,研究的时间跨度囊括了文化资源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时态,研究者能够从更为具象的事物中理解乡村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认识并阐释乡村文化演变发展的规律。 综上,结合已有研究以及当前乡村发展振兴的困境和需求,笔者认为未来关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与创新这一议题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构建完整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体系。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是乡村活力的源泉,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全面调查,细致分类,掌握每一类别文化资源形态的发展变化和传承现状,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对物质性文化与非物质性文化都要予以关注,近些年来,各学科对非物质性文化颇为关注,如乡村生产生活中的传统手工艺,风俗习惯中的节庆、礼仪,精神信仰中的民间信仰、村规民约,文化娱乐中的民间舞蹈、戏剧,历史记录中的神话与传说等,但对同样丰富的物质文化,譬如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利用,[20]传统古村落中的建筑、交通、服饰、饮食如何融入乡村振兴等还缺少更为深入的研究;二是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多样性的比较研究,中国乡村地域广阔,历史悠久,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样态迥然相异,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影响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因素,从而厘清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思路,总结有利于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经验和措施;三是聚焦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专业市场体系建设。乡村传统文化元素的资源化、产业化是未来发展趋势,乡村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是乡村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故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如何打破传统农村市场的阻碍,面向文化消费市场,理性遵循市场消费结构,如何激活产业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互动同构关系,构建更为完善的乡村专业市场体系,实现乡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紧密连接与互哺性发展,促进城乡各要素流通等议题应进行深入调查;四是将科技在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中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纳入重点研究内容。科技是推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当前,数字化技术进入非遗保护,改变了非遗的存在生态和人们对待非遗的观念,[21](P1)这也从侧面说明科技正逐步融入乡村文化的发展,故人类学学者应把握这一乡村发展的前沿,关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科技手段如何服务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如何提升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存储力、传播力、传承力、创新力并形成促进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科技支撑体系;五是重视传统乡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中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既有研究大都切断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一方面使乡村发展理论空壳化,失去了创新动力和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使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实践碎片化,失去了理论支撑的长远性和系统性。因此,只有把乡村发展理论与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与创新的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对乡村文化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理论创新。 七、结语 乡村承载了人们对美好家园、幸福生活的诸多期盼,饱含着人们浓厚的情感寄托,乡村的未来究竟是何种样貌,又将经历何种深刻演变,这些未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引起了各行各业各门学科的热烈探讨。诚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发展还有很长远的道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振兴乡村,其核心是意图恢复乡村的生机,让村落更加活化,实现乡土文化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途径,让过度的乡村开发和所谓“进步”的模式,回到以人为出发点、文化主体性为理念,使乡村建设更加符合人性的发展。[22](P10)总而言之,乡村未来的发展仍将趋于复杂、多元和多变,这不仅给人类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选题,也给人类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研究内容的广泛性来看,人类学在未来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单凭借乡村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的,需要借鉴、吸取民族学、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地理学、旅游学、风景园林学等其他相近或交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研究深度来看,人类学不仅要基于乡村发展的现实,坚持自身特色,做扎实的田野调查,也要不拘泥于经验性研究,注重理论的思考与提炼,提出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及方法,从而确立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权,并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此外,在振兴乡村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学者在乡村发展中所担当之角色不仅仅止步于观察者、研究者,也可以是参与者、实践者、创新者。 注释 1.(唐)王驾:《社日》。 2.(宋)陶渊明:《归园田居》。 参考文献 [1]朱启臻.挖掘乡村价值推动乡村振兴[J].农村工作通讯,2018(14). [2]秦红增.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袁小平,吕益贤.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变迁[J].安徽农业科学,2008(3). [4]孙九霞,保继刚.旅游发展与傣族园社区的乡村都市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5]韩俊.破陈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J].理论视野,2018(11). [6]许世卫,王东杰,李哲敏.大数据推动农业现代化应用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15(17). [7]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9. [8][美]葛学溥,著,周大鸣,译.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9]周大鸣.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0]袁方成,杨灿.从分治到融合:中国乡村治理体系之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5). [11]杜鹏.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J].中州学刊,2016(2). [12]杨嵘均.论农民自组织动力源的现代转型及其对乡村治理的结构优化[J].学术研究,2014(5). [13]温铁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4]李庆召,马华.价值与限度: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级治理组织体系再造——基于广东省梅州市F村基层治理改革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17(2). [15]杨旭东.传统村落生产生活中的生态智慧与现代启示[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4). [16]罗康隆.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生态维护理念[J].民族论坛,2012(6). [17]秦红增.田园家园同构:文化农民的生态观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8]李先明,成积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理论、实践与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 [19]余俊渠,秦红增.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20]孙超.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融入乡村振兴的机遇与对策[J].江淮论坛,2019(3). [21]宋俊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几点思考[J].文化遗产,2015(2). [22]麻国庆.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J].旅游学刊,201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