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体系中的中共特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2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陈芸 张皓 参加讨论
摘要：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局势渐趋稳定后，他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做法，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初步凸显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战后无序的乡村社会急需整治；中共党员的适时援建；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的正面效应，都极大地促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的启动。在县级政权上，盛世才效仿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设置县政务委员会，民主议决与执行；在县级以下政权建设中推行区村制、民主选举区村长、实施村代表会制。通过借鉴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经验，盛世才不仅首次健全了新疆基层政权体系，而且率先引入了中共政治民主化的特色，这也在一定程度推动了当时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盛世才；新疆；县政务委员会；区村制；村代表制 作者：陈芸，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12号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 255000 张皓，196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邮编：100875。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开始执掌新疆政权，为消除异己，稳固新疆，积极寻求苏联的援助，进而建构起了与中共的紧密联系。基于巩固政权、建设新疆的迫切需求，以及在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的感召下，盛世才积极效仿中共基层建政做法，在县、区、村政权上均有所突破，首次健全了新疆基层行政体系。 近年来，学术界对盛世才治新期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民族政策等等方面着手，诠释了近代新疆的发展变化。但鲜有论著提及新疆基层政权建设与中共苏区基层民主建政的渊源关系。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此做一梳理，并予以阐释。 一、盛世才仿效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的考虑与契机 （一）战乱无序的乡村社会亟待整治 从1931年哈密事变，1933年四•一二政变到平定马仲英、张培元、金树仁的旧部，再到1937年驱走南疆的马虎山，新疆长期处于动乱之中，乡村社会更是极度凋敝。据冯有真在《新疆视察记》写道：“四顾旷野，杳无人烟，惊骇万状，满目凄凉，芨芨槽原有居民约百余户，今春（民国二十二年）马世明率部围攻迪化，在此发生激战，屡进屡退，以是房舍悉被荡平，人民亦流离失所，除兵营一所外，只破屋一间，尚留残迹。”“达坂城原为一千户之大镇，……自新省事变发生后，此地适当卫要，糜烂殊甚，房屋十九破坏，居民逃避一空，现除驻兵外，只各地逃来之难民百余人而已，……据难民言：附近各山中，现集难民甚多，彼等夜栖树枝之上，以避野兽，日以野草为食，聊充饥肠。此由迪化到达坂城沿途二百四十里中之农村景象也。而战区又包延甚广，如阜康、吐鲁番、迪化、焉耆、鄯善、昌吉、乾德、呼图壁、绥来、伊犁等地，且以上各地，又为新省富庶之区，占农村经济中之重要地位，今既如此凄惨，则知该省农村破坏程度之严重。”乡村社会已达到如此残破境地，而今后新疆治理更是困难重重，“现在各地灾民已无家可归，无田可耕颇多，匿处深山中，寝树枝，食草根，度原始时代人类之生活，若长此以往不谋救济，则民心离乱，铤而走险，新疆前途，实不堪设想也。” 鉴于此，整顿无序的乡村社会，健全基层政权组织，加强基层行政管理，发展乡村经济已迫在眉睫。加之，稳固政权的需要，盛世才急需寻找解决途径和效仿模板。 （二）联共、中共党员给予新疆援建 随着局势渐趋平静，新疆各项建设亟待推进，盛世才急需人员的帮助和支持。1935年以联共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三十余人，分两批进入新疆。当时，盛世才对联共党员极为重视，不少人被安排在各地基层行政岗位，帮助开展新疆各项建设事业。如万献廷（即张一克）为新疆日报编辑长，1937年4月改任喀什行政长；王宝乾为奇台县长，后改任喀什行政长；王寿成（原名俞秀松）先后任省立一中校长、新疆学院院长、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于成发为哈密区公安局长，此外还有郑义均、张义吾、吴德铭、哈的尔等人。自1937年开始大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截止1938年“已经有了苏联和延安派来工作的大批联共和中共干部。而这些干部，又都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高深的革命理论造诣。这些人的到来，使当时新疆在行政、文化、教育、新闻等各方面的面貌为之一新。”1938年毛泽民来新疆，担任财政厅长，1941年7月后任民政厅长；1938年林基路应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工作，先在教育系统就职，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而后任职库车、乌什县长等基层行政职位。许亮任麦盖提县县长，孟一鸣（徐梦秋）任教育厅厅长。黄民孚（黄火青）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陈潭秋于1939年来新工作，就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1年当时任博乐县长、县政务委员会主席的中共党员段士谋(段进启)、县教育科长马肇嵩(马锐)都积极认真地贯彻毛泽民主持修订的区、村组织建设章程。 随着中共党员与新疆的往来日益频繁，盛世才与中共的关系也渐趋紧密。1937年西路军进入新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盛世才与中共正式建立起政治关系。1938年新疆与中共的统战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中共代表陈谭秋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说，“他（指盛世才）对我们的关系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的。”这样，新疆与中共的互动日益紧密，中共党员带来了丰富的基层建政经验和做法，为新疆基层政权革新营造了良好契机。 （三）新疆高度赞誉中共基层民主建政 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党人逐渐将革命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村，陆续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中共中央宣称：“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在此思想指导下，自国共合作破裂至1931年11月初步创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乡村政权——苏维埃政权。1931、1933年陆续颁行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要求地方实施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实践证明，苏区乡村政权建设颇有成效。它在发动和组织人民力量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恢复和发展经济力量，保障民众生活需求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逐渐将苏区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事实上，自1939年开始新疆部分县份即开始效仿中共苏区实施区乡制，废除农官乡约制。 1940年6月15日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又先后颁布了《晋冀察边区的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冀察边区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冀察边区暂行选举条例》。其中规定：边区政权组织共分边区，县，区，村等四级，四级都设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构成四级自治单位。1941年7月《新疆日报》大篇幅地介绍和赞誉了晋冀察边区基层政权，谓之为“新型政权”，依据三大条例归纳出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原则，如民主集中制、各级政权的民意机关、县以上设全权民意机关、民主选举，并给予高度赞誉。在此基础上，总结边区政权的特点：“第一，边区各级政权机构，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二，各级民意机关都是各该级最高的权利机关”；“第三，参议会，议会，代表会均设常驻机关”；“第四，村级政权组织有特殊的新的改革，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公所的有机的结合成为统一体。”“目前边区的各级政权都已实行过民选了，即使在游击区中选民参加的情形也是极其踊跃的。游击区共有公民两万九千九百六十三人，参选人数两万三千七百六十五人，参选百分比是百分之七九点三。”当时，《新疆日报》称赞这次民选运动是人民群众的“一次壮举”，是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政权建设之后，“我国政治生活的一次大事。”《新疆日报》作此阐述，是史无前例的，中共倚重基层政权开展民主建政，壮大力量的做法较为成功。盛世才希图仰赖中共的援助，借鉴其经验做法，循序渐进地推进基层政权建设。 面对战后无序的农村社会，登台伊始的盛世才亟需扭转逆境，站稳脚跟，而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则是政权稳固的根基。事实上，从急需整顿的乡村社会，到中共的适时来援，都不断影响和坚定着盛世才改革基层政权的想法。加之，中共的基层民主建政有效做法经验的感召，新疆基层政权民主化的启动即为顺势之举。 二、新疆县级政权的中共色彩：县政务委员会的组建 1938年新疆与中共建立起密切关系后，盛世才在中共的帮助下，开始效仿根据地经验做法，着手基层政权的建设。1939—1940年新疆着重于县级政权的改造与革新，而县政务委员会的组建正是中共特色的集中体现。 （一）中共县政务委员会的源起与功用 县政务委员会是委员会制的一种，即由县府机关、法团、学校等推举人员组成委员会，共同行使县政府权力，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国民革命时期以提倡民主建政为原则，北伐中陆续占领的县份，都纷纷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1926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通过的省政府和县政府决议案中，明确规定县政府的组织亦采用委员制，使县政府的政权组织机构趋予一致。县政府是由省政府任命若干委员组成县政委员会，并在委员中指定一人为委员长，负责全县行政工作。县政府下设教育、公路、公安、财政四局，必要时设农工、实业各局，分管各项工作。各局长分别由县政委员担任。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政权机构，无论省、市，还是县，都采用委员制。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苏区及抗日根据地仍旧遵循民主集中原则，成立县政务委员会，一般“县政务委员会委员6至10人，均由县参议会选出，呈请边区政府加委。”如广东省大埔县武装“暴动之后，中共大埔县部委认为一县不能无政，便组织大埔县政务委员会，建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和军事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绥德县“1940年3月，新成立的人民政权县政务委员会，仍保留了原国民党的基层机构。”中共所成立的县政务委员会是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行使县级政府职权，下设各委员会，分别负责各类工作，且有决议和执行权。 解放后，在接收旧政权过程中，各地又陆续成立县政务委员会，民主协商与执政。政权改造完成后，民选正、副县长，成立县人民政府，同时撤销县政务委员会。 （二）新疆县政务委员会委员的民主遴选 在中共的经验借鉴和援助下，盛世才积极引入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试图在政治上有所革新，而县政务委员会的设置是其推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措施之一。1941年1月新疆省政府通过了《县政府组织规程》，规定：“由三十年开始在各县成立县政委员会，执行上级命令，传达民众建议。”以往“按省级行政之兴革与推行，原由省委会议决定。惟本省省政府委员多半缺额，省委会议因人数不足，不能按时召开，对于工作之进行诸多不便。现政府为弥补此项缺欠，并为加强行政效率，实行民主政治计，特设省、区、县各级政务委员会，省级政务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并由政府指派委员十三人组成之。每星期一及星期四召开会议两次，会议主席由委员轮流担任，区级政务委员会设委员九人，主席由行政长担任，县级政务委员会设委员五至七人，主席由县长担任，至于设治局政委会组织与县级同。”据此，新疆省依照中共边区法规颁布了《疆省省、区、县政务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和《新疆省省、区、县政务委员会会议通则草案》，在省、区、县三级设置政务委员会。“这一组织，使政府与人民彻底打成一片，奠立了民政政治的基础。” 依照规定，省府命令各县迅速组建县政务委员会，规定委员资格和人数，并设定完成期限。“县政务委员由县长、公安局长、税局局长、工商会长中遴选之，民族成分员额及遴选方法与区同，区、县遴选民族成分委员须平日忠实政府，深刻了解政府政策，具有坚决反帝意旨，并为地方民众所信仰者为合格，对此应特别注意。至应选五人或七人，就县份大小及地方实际情形酌定呈请核办之，县政务委员会限二月底以前组织成立，无特殊情事不得延期。”1941年5月30日《新疆日报》报道了题为《加强民主集中领导，全疆各地县政委员会纷纷成立》的新闻，介绍了孚远、拜城、柯坪、绥来、巩哈县等利用县务会议，县城巴扎陆续成立了县政务委员会。6月10日乌什县召开市民大会，宣传县政委会成立意义，并宣布以是日成立。疏勒县“奉政府命令成立政务委员会，根据建设新新疆，加速完成第二期三年计划实现民主集中制，争取抗战胜利，于筹备就绪后于昨举行成立典礼。”县政务委员会在新疆系首创，至1941年上半年新疆大部分县政务委员会陆续成立。 一般县政务委员实行差额推选，且须加入少数民族代表。如乌恰县呈报候选委员8人，实选5人；阿图什呈报候选委员7人，实选5人。“以上经职会同区局详加考核人选尚属合适，并未有政治上错误，材料经电转聘任职。”依照《新疆省省区县政务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规定，县政务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县长就额设秘书中指派之”，并设翻译若干人，由“县政府原有职员中就任之。”各县根据自身情况，定期召开县政委会。如叶城县“政委会例会开会日期定为星期二、五上午九时，地点在县政府。”由于新疆的情况特殊，盛世才给予因地制宜的补充和完善，如补充副县长为委员，增加少数民族委员和翻译，不拘泥于县等确定委员人数，这些变革使县政务委员会的组建更符合于新疆实际。如皮山县“政委会已将副县长列为委员组织六人之数，似乎不合规定，应由少数民族中推选代表一人充当政委委员会委员，以足七人之数，推选之人，须要尅日报来，以凭核转饬即遵办等因。奉此遵即由职县民族成分，推选柯族民众代表伯克尼则一人为职县政务委员会委员，以足七人之数。” （三）新疆县政务委员会的民主决策作用 县政务委员会广泛吸纳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行使行政权力。“从三十一年起，在全省组织了省、区、县各级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里面除去政府各级官吏参加外，还有各民族的人民代表充任委员。省区县的一切行政设施，均须经政委会讨论决定，然后交由主管机关执行。”“1941年1月河南县政务委员会成立，县长、副县长和聘请的社会名流为委员，……政务委员会为议事机构，定期举行例会。”事实上，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各县积极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各委员能够积极参与县政府各项事宜，并协助县政府完成各项行政任务。“全疆各县都先后建立了政务委员会，使县级组织的权力置于政务委员会集体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县级行政长官独断专行弊端的产生。” 县政务委员会积极推进基层各项有益事业。林基路任库车县长时，“在县上，成立了政务委员会，邀请工商界及宗教界人士参加，共同商讨县里的大事，改革税制，减少捐税，废除了只有利于地主、巴依而祸国殃民的‘包税制’。”同时，县政务委员会还规定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3年不纳田赋，可由政府贷给籽种和农具。吐鲁番县政务委员会通过了建修俱乐部，救济院的议案。巩留县政务委员会决议组织公务员消费合作社，造福县府公职人员。各县局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为明晰土地的公私产权，合理征税，还积极着手调查官产，开展验契工作。疏勒县政委会成立伊始，即由行政长指示帮助政府展开验契工作。据当时记载，“1941年1月至3月，全疆各县成立县政委员会，吸收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参加，团结各族各界人民，协助政府推行各项工作，这些工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生活都有重大影响。” 1943下半年盛世才转向国民党后，将分布于各地的共产党员全部召回迪化，对其或迫害或关押，进而对县政务委员会成员进行大换血。1943年6月1日省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例会上，由委员会秘书长刘效黎提交议案，“现省政府委员业经成立，所有各区县政务委员会应否继续存在，请公决案。决议：各区县政务委员会仍照旧保留，矣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再另决定。”1945年底各县临时参议会陆续成立，县政务委员会宣告终结。尽管县政务委员会自1941年初至1945年底在新疆仅存在五年，但它吸收各方进步人士参与政权，群策群力，关注民意；阻止个人独裁，发挥集体领导；推进民主建政，健全组织；开展基层建设，与民谋利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民主特色。 三、县以下基层建政的民主色彩：区村制的推行 盛世才对中共基层民主建政中村级政权赞誉最多，改革力度较大。早在1941年1月新疆省政府通过的《县政府组织规程》中就规定：“在县级以下设立区村二级制，动员各区村民参加政治工作。”1941年7月毛泽民调任新疆民政厅代厅长开始主持民政工作，开始切实完善区村制。 （一）从区乡到区村：行政层级紧跟中共做法 盛世才平定南北疆叛乱后，遂着手整顿混乱的乡村社会。1939年新疆省第二期三年计划民政组会议通过了厘定地方制度的计划：“（一）增设县治；(二)健全县组织。（三）改定行政区域。（四）厘定县等。”根据此计划，新疆省开始进行县级政权的革新。依据中共中央颁布的法规，令行地方实施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县、区下的乡（市）是基层政权，乡（市）苏维埃代表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基层的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之下设村，村实行代表制，与基层政权区别开来。据此，新疆省县以下行政层级开始做统一调适：废除农官乡约制，推行区乡制。“昌吉县在1939年废除农官乡约制，推行区乡制度。全县划分第一、二、三、四区和城关镇，辖八乡，乡下设村，即一区（三工、园丰）、二区（榆树沟）、三区（佃坎、大西渠）、四区（六工、滨湖），牧区不变。”阜康县于1939年废除农官、乡约制，全县设六区，并将全县十三庄改为十三村。库车县在1939年，“县下置区、乡”。1940年库尔勒县利用巴扎日召集各机关法团、各大阿訇、各乡约、依麻目及农牧民约五百余人，召开农民大会，“改定农村行政组织，划分四乡为五区，每区各推区长一人，共推总区长一人，并将每村之依麻目推为兼充村长，又组织水利委员会。”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中共调整了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政权结构。1940年6月15日晋冀察边区先后颁布了《晋冀察边区的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冀察边区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冀察边区暂行选举条例》。新疆省又根据此条例，对县级政权结构进行了调整。依照此条例，1941年1月新疆省政府通过《县政府组织规程》：“将省府、行署和区村规定出了一定的直属系统。……并在县级以下设立区村二级制，动员各区村民参加政治工作。”据此，新疆省又开始调整县以下行政组织。在区村制的效仿上，伊犁行政区堪称模范。1941年2月1日伊犁区行政长姚雄率先向省政府递送了《伊犁区伊宁县政府试行新区村暂行办法大纲》，称该县“为执行政府宣言，实施地方自治，废除乡约农官，改为新区村制，以下各级政治机构俾民主集中制依次推行本区各村。”“根据地方环境及实际情形”，伊宁县“划分全县为四个区和二十个村。”在伊宁县的表率下，其他各县纷纷进行区村制的改组：乌苏县召开区村长会议，“奉命将县以下之农牧区域按当地实际情形予以划分，全县农牧区域共分八区，每区设区长一人，副区长一至二人，区以下为村，每村设村长一人，副村长一人……区村长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皮山县改编区村制，“即考查各庄村户口，按当地环境实际的需要及各庄村的大小，地方的远近，并参照当地情形，”划分为八个区，共一百七十一村。 1941年7月毛泽民任民政厅厅长后，不断完善区村制，主持起草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八章三十五条，11月1日正式颁布。接着，又起草了《区、村长选举法》、《区、村公所组织章程》、《街长选举办法》、《街长办事组织章程》，公布实施。此章程规定县以下实行区、村二级制，依据住户多少，组建区、村公所。各村根据人口多少，推选出声望较高，办事公正的代表五至十一人，由代表中产生村长一人。正副区长由区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长任期两年，副区长、村长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截止1942年底，新疆全省已有50多个县实行了区村制。 可见，在县以下基层行政层级上，盛世才结合新疆实际，紧跟中共基层建政层级的调整和变化，迅速整顿和建构新疆基层行政体系，凸显中共特色。 （二）区村长、村代表的民选：民主选举的效仿 新疆区村长、村代表的民主推选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了基层民主建政的色彩。“博乐县原有一个蒙古族区、一个哈萨克族区、四个县属乡约，它的总长、保长、千户长、百户长都是由有钱有势的头人世袭担任。当时任县长、县政务委员会主席的中共党员段士谋（段进启）、县教育科长马肇嵩（马锐）积极认真地贯彻毛泽民主持修订的区、村组织建设章程，推行区、村民主建制之后，全县划为三个区(一区为维吾尔族区、二区为蒙古族区、三区为哈萨克族区)和一个直属村(汉族直属村)，并通过各族文化促进会的通力协助，选举了办事公正的人担任了区、村长。”英吉沙县政务委员会决议“在区村适中地点，建立区村公所，并于七月一日以前完成之，筹备选举并于四月一日以前选举完毕，所有区村长候选名单，提交县政务委员会通过后，呈请民政厅颁发当选证。”叶城县“为选举区村长村代表慎重计，韩县长蒋局长下乡召开区村民大会，计八区开会八处，参加人二万余人，宣传项目：组织区村公所，推选村代表，选举区村长。” 根据区村章程规定，区长任期二年，副区长和村长任期一年。很快，村长、村代表任期满一年，需要进行改选。为此，河南县召开行政例会，讨论通过“各村代表应照章改选一次，以便推动工作”的决议。奇台县区村改编完成后，县农会派人到各区主持选举工作。先是在北乡区召开报告大会，参加农民代表三百余人，“由全体代表中推选新村长，结果卢占芳等五人被选，”其他各区也积极推选村长。巩哈县于1943年初召开区村长改选会，“该县所属四区计二十九个村长，自实行区村制到现在，由于该各村长之努力各部门工作都得到良好的成绩。开始以投票方式进行选举，除一区乌瓦，查汗哈戈、江布；二区奴拉孜尔、右那木、三区乌马汗、努尔拉合买、依买阿訇；四区艾力大尔、阿拉伯克、拜土拉克等因过去工作成绩卓著，仍被选连任，其余各村长一律改选。”和田县第四区民众联名公推三名区长，称“现有新受训毕业区长内有买买土的，他益，哈必里阿吉等三名忠实可靠办事公平，民众等请愿公推该三人委派本区区长之差。”次日，县政府批示“准令核办”。 可见，区村制实施后，各县较为充分地发挥了人民的选举权力。截止到1942年底“已将区公所组织成立的全疆计共五一十县，区公所共二百五十六处。区村长一千二百七十六人，均由民选选出。” （三）村代表制的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效仿 盛世才总结边区政权特点时，最为关注的是村级政权，“村级政权组织有特殊的新的改革，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村民代表大会和村公所的有机的结合成为统一体。”1941年11月颁布的区村制组织章程明确规定，在区村制中采用村代表制，每百户之村选代表五至十一人，村长由村代表中产生。“代表会与村公所合一，每一村公民都是村政权中的一个成员，同时每个村民都受村政权的直接领导。”实质上，村代表制也是民主集中制在村级政权中的借鉴和延续。 村代表积极参与区村各项事务，村公所每半月召开一次村代表会议，讨论政府指示事项和当地的应兴应革事宜。如鄯善“县政府奉令将农会改为农牧改进委员会，当于日前召集各区村长，各村代表，拟定组织系统表，及各股任务掌管表。”1941年11月1日绥来县召开游牧代表大会，“出席有游牧两区七个村代表四十九人，以及区村、甲长民众共约二百八十余人。”呼图壁县在征收遗产税、查验地契、征收额粮等方面工作中，“各村应推举村代表执行各项调查工作，新选某村代表管若干户，在下次会议报告。”一些村代表在辅助区村长各项工作，表现努力，如“吉林村代表依明，苏屯村代表五思满，街长办事处庶务刘振林等七人监修阚里沁弯堤工作努力，”政府特予以嘉奖。 为增强村代表的执政和自觉能力，要求村代表与区村长一同参加各类培训班。绥定县农进会为提高农民技术，“特拟组织训练班，……参加训练者村长村代表共四十余人。”为切实地保障和发挥村代表的作用，政府还责令比照一般民众减轻村代表负担。河南县全县例会决议“各区村长应随时督促各村代表们之工作，并将其劳役负担比较民众减轻，以资鼓励其工作情绪。” 可见，在区村政权建设中，盛世才全面借鉴中共边区政权建设的经验做法，民选区村长，实行村代表会与村公所合一。事实证明，区村制的推行确实地健全了基层行政组织，发挥了民主建政的功效。 四、小结 在中共的帮助下，新疆基层政权建设既效仿了中共的经验做法，也有依据当地情形变通办理之处。中共的县政务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组织机构，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不设正、副县长。只有正式民主选举出正副县长，才废除县政委委员会，设置县人民政府。由于县政务委员会在新疆是舶来品，因而县政务委员会与县政府同时并存，县长为县政务委员会主席，其他各局局长或聘请社会名流担任委员。“在新疆境内，县政府组织尽管只有四科，但有副县长的设置，成为县长的一个有力的助手。”而后又增补副县长为县政务委员会委员。可见，在此组织结构下，民主集中制的有效作用必然会受到些许影响。 在区村政权建设上，紧跟中共的基层政权层级，实施民主选举和村代表会制，初显政治民主化气息。但盛世才为稳固地方政权，也有照顾旧有地方头目的想法，致使民主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敷衍。“各县局成立区村公所时，除旧有乡约农官有持众压迫及剥削人民者，并屡次遭受人民反对者可准落选外，余应尽量以当地旧有之农官乡约头目等改选，以孚众望，而资推进仰各遵照督办。” 尽管新疆在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中有些许不到位的地方，但它毕竟是首次引入了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中共党员毛泽民、陈潭秋等都对新疆的基层政权建设赞誉有加。关于区村长的民主选举，毛泽民的评价是：“这是新疆彻底实行民主制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全疆人民的福音，更是值得全国仿效而且应迅即行动的。”在此较为健全的基层政权基础上，新疆各项事业得以迅速发展。新疆“各县局、公安局组织健全，对于户籍与治安工作均已上轨道，教育已甚发达，卫生机关之设置已相当普遍，且系实行公医制，殊合乎地方自治精神。县以下的区村制施行已多年，组织已相当健全，运用也很灵活，地方农田、水利、畜牧、垦荒等事业也逐步发展。这些都说明新疆的基层政治已走上地方自治的道路，从而为新县制的实施奠立了良好的基础。”可见，盛世才主政下的新疆效仿中共政治民主化的成效是非常显著地，也是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