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高福顺 吴翔宇 参加讨论
摘要：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关键词：古代中国；疆域研究；方法体系 作者简介：高福顺，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翔宇，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自18世纪以降，随着西方列强插手中国边疆事务，中国知识分子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自觉以筹边谋防、开边治疆为目的的研究边疆史地问题展开研究，导致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尔后，中国边疆史地学又兴起两次研究高潮：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以及有关边疆史地研究会的纷纷成立；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古代边疆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与中国边疆研究史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之形成，以及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在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掀起过程中，除边疆史地之科学实证研究外，学界在关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价值取向与旨归。李国强指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寻我国边疆形成、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更好地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石；二是探寻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在思想、制度、手段、方式等多个层面追溯历史根源、阐释时代表征、破解现实难题，从而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是探寻我国边疆开发经营的历史轨迹、当代进程、未来方向，从而为边疆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边疆人民的福祉愿景提供理论支撑。”面对如此纷繁庞杂、内涵深邃、旨归明晰的中国边疆学学科目标，“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研究，就成为边疆学人必须直面且必须回应的问题。尽管前贤已做出巨大努力，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探索出若干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然就古代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取径而言，“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还需要给予足够重视与思考。无论是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确立，还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均应着力于两个层面思考：一是形上之道，着力中国边疆学内容与体系的系统构建与研究；二是形下之器，着重探讨具有指导意义且有可操作性的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本文拟就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具体实践路径与方法略述管见，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碎片化：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 古代中国边疆历史是古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正确了解中国边疆区域的嬗变过程，就无法准确展开中国古史的论述，就难于讲好中国故事，而古代中国的边疆区域相当辽阔，地貌复杂，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同边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往往有相当大的地域差异性。古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边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经济背景，会塑造出迥异的政治体制、经济类型、风俗习惯、军制构造、生活时尚等族群特征。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诸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从热带、亚热带自然景观至温带、寒带自然景观，从季风气候自然景观到大陆性气候自然景观，不一而足。邓辉说：“只有了解了过去的地理，才能真正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重建了过去的地理舞台，才能够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生活和活动的。”故此，对于中国古代边疆区域的族群而言，深入分析与揭示边疆区域内部自然的、人文的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内在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给予特别关注的话题之一。由于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区域间的互动与交融，进而导致繁衍生息于古代中国边疆诸区域的不同族群，在其生存繁衍过程中呈现出诸多区域间的差异性之面貌，既有共时性的区域差异，也有历时性的时段特征，纷纷繁繁，殊异杂芜。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区域，地处太平洋西岸的温带、亚寒带季风气候区，夏季湿热多雨，土质肥沃，雨热同季。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之处就是北部分布大片高原，南部山水环绕，中间贯穿大平原，西接中国北部边疆的辽阔草原，东达太平洋之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从而造就聚居于山林、草原的渔猎、游牧族群向中间地带的平原、农耕区域聚拢之势。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各具特色的族群体系，东北史研究的开山鼻祖金毓黻总结说：“古代之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扶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区域，位于欧亚大草原的东部，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相毗邻，地处北温带、寒带，深居内陆，冬季严寒而漫长，夏季温和而短促，降雨量稀少，植被以温带干草原和森林草原为主。从东向西，大陆性气候逐渐增强，植被也出现规律性的变化，依次出现森林草原、典型草原与荒漠草原等地带。蒙古高原东部主要为干性草原和沙漠半沙漠植物区，一般在间歇河道、山麓和地下水位较高地区生长丰盛牧草。阿尔泰地区，地势较低，积雪少，森林少，草原丰茂。杭爱山和肯特山，主要为山地草原和森林。中部则以沙漠戈壁为主。漠北地区，气候较南稍湿，并有河流分布，草原旺盛。古代中国北部边疆的沙漠草原景观，成为游牧民族匈奴、东胡、丁令、鲜卑、柔然、契丹、突厥、薛延陀、蒙古等族群兴衰嬗替的天堂。何天明在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古文化时说：“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中，畜牧业自古以来基本呈现出比例不断加重、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各族互有传承的历史态势”，在与内地农耕族群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农耕族群的碰撞与交融。古代中国西北边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更为复杂，总体说来，高原、山地、盆地占据优势。因其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受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等高大山脉影响，形成强烈的大陆性气候，降水少，多风沙，干燥寒冷，适于农牧业的区域较少。甘肃、宁夏以及陕西的西部以森林草原和干草原居多，其次为荒漠草原和山地草原。新疆多以山前冲积平原为主，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形成巨大荒漠区，唯其边缘区域依靠高山雪水补给，形成绿洲地带。天山是广大荒漠中的巨型“湿岛”，植被覆盖率高，适于游牧。这样的自然地理孕育出具有农牧特色兼具的西戎、氐、羌、党项、月氏、乌孙等族群，尤其是新疆天山南北与中亚一带因气候、水土条件的局限形成了典型的“居国”（农耕族群）和“行国”（游牧族群）的样貌。陈连开总结说：“西域自古是多民族分布、交汇之区，也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交通要道。西域—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内容丰富，族称及民族交汇演化，较之其它地区尤为突出。”“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古代中国西北边疆区域族群繁衍嬗变的主旋律。古代中国青藏边疆区域，地域辽阔，地势高峻，由一系列巨大的山系、高原面、宽谷与湖盆等地貌类型构成，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具有明显的高原气候特征。藏北高原介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以高寒草原为主，草场主要分布于高原湖泊周围和河源地区，形成主要牧区。藏南谷地地处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雅鲁藏布江穿流其中，形成以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等河谷平原为主的农耕区。藏东高山峡谷由横断山脉、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构成，为藏东农牧混合区，农耕占比较大。青海位于西藏之北，以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为主，次为荒漠和山地草原，湟水谷地、黄河谷地以及柴达木盆地边缘地区，适于农耕。青藏高原的地势特点为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使生活于青藏高原上的族群在地理上与中原族群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先后有氐、羌、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族群在这里繁衍生息。古代中国西南边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特殊，以云贵高原为主，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云南南部属热带，川滇西部的高原山地为青藏高原向东延伸部分，具有高山气候特征。云南地处青藏高原的延伸部分，西北部、东部地势崎岖不平，畜牧业发达，西南部地势趋缓，怒江、澜沧江、元江等河谷平原适于稻作。广西西部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红水河、右江、左江等河谷平原适于稻作。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地势为西部高中部稍低，从中部向北、东、南均逐渐降低，河谷盆地形成大、小“坝子”，为人烟稠密的稻作区。云贵高原是世界上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先秦至两汉时期，繁衍生息在西南边疆区域的土著居民称为“西南夷”。唐宋时期，逐渐演化为“白蛮”、“乌蛮”等族群，并建立起南诏、大理等政权，促进西南诸族群的整合，密切了西南边疆和中原间的关系。古代中国岭南边疆区域，介于山海之间，北枕五岭，南濒南海，处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区，温暖湿热，四季不明显，降水量充沛。北部为山地丘陵，民以耕山为主，梯田为伴。中部多为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适于稻作。南部沿海平原台地，间有少量山地丘陵，人多以舟楫为食，粤东滨海区域，耕三渔七。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山地丘陵众多，大多呈东北—西南走向，相当有利于岭南与内地的沟通，中原、荆楚、巴蜀、吴越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交融整合，加强了岭南边疆区域与中原区域的联系。先秦到两汉时期，在岭南繁衍生息的土著居民南越、西瓯、骆越、闽越等越人统称为“百越”。唐宋以来，随着越人逐渐整合于南迁的汉族之中，先后形成广府、潮州（福佬）、客家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汉族的越人，则逐渐发展成壮、黎、瑶、畲等边疆族群。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繁衍生息族群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对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族群之趋异性特征，先秦时期的智者早已意识之，且给予准确解读，《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由此观之，古代智者对居于“中国”（天下）边缘（边疆）区域的族群有自身传统的划分标准，更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不同边疆区域族群繁衍嬗变的影响及其风俗习惯的养成，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语言等文化特征成为古代中国智者区分边疆区域族群的主要标志，这种区分明显不同于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之“民族”之界定。“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所构成的古代中国社会之内地与边疆的二元结构，成为古代中国史家编纂史书之“内地”与“边疆”的书写对象，致蛮戎夷狄构筑起中国正史之“四夷传”的基石，成为描述古代中国边疆区域发展实态及其嬗变过程的缩影。 在古代中国“五方之民”的“你生我亡、你来我往”的变奏中，“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在区域史的视阈下展开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族群的“碎片化”研究就值得深入思考。《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古代史家清楚地意识到，古代史官只有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才学，掌握前言往行、天文地理、人事载记等诸多“碎片化”的学识，才能胜任史官，尤其是繁衍与消亡并存的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族群，非有“碎片化”的学识难于将其准确地付诸笔端。清代史家章学诚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章氏亦在强调整体史的认知是将“碎片化”的史识疏而通之，才可形成对史事的宏阔认知，不辨章学术，难以考镜源流。故此，在关注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嬗变历程的同时，必须对碎片化了的不同区域边疆历史（族群样貌）及其嬗变历程给予充分关注，条别原委，探幽析微，弄清碎片化了的历史面相，尔后据此再将碎片化之研究与整体化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宏阔浩汗，纲举目张。唯有此之学术取径，才能充分认知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的“真正”实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达到“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所欲达到的理想愿景。谭其骧指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谭氏的论断对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时，必须重视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实态及其嬗变历程的研究，正视古代中国不同边疆区域因地质地貌、山川湖海、植被气候等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所造成的地域差异、经济形态以及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所孕育出的族群之语言、民族特性、社会结构之分隔所导致的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政治体制、经济类型、文化习性、军制构造等的趋异性特征。只有做好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碎片化”的微观实证研究、只有充分把握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趋异性特征，才能更加清楚地认知由边疆区域的趋异性向同一性转变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才能更好地完成“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础坚固的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整体史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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