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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叙事之思考: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为中心


    摘 要: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被想象和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于民族特色与民族差异,由于刻板印象的建立与“被看”视域的束缚,常存在过度书写“民族性”而忽略“儿童性”的现象。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应摆脱“看”与“被看”的视域束缚,将“儿童性”作为提升自身艺术品质的首要标准,探求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质朴的“民族性”表达。文章以新时期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为例,探讨当下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叙事选择与艺术品质。
    关键词: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叙事; 儿童性; 民族性;
    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五”重点学科教育学招标课题(项目编号:17XJKD0302)阶段性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构成内容,肩负着塑造和培养下一代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神圣使命,同时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与精神风貌。然而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受困于外界的期待与想象,背负着展示“民族特色”的沉重标签,却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距离,很难令当下的少年儿童产生共鸣。本文以新时期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为例,探讨当下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叙事选择与艺术品质。
    一、被过分强调的民族特色与民族差异
    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存在于他人的“想象”之中。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固有印象和“猎奇式”眼光去“定义”少数民族文化图景。宗教、历史、文化、习俗……这些“陌生化”元素共同构成的“民族性”特征,通常是一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被期待的核心价值。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普遍存在着对“民族性”过度书写或流于表面的现象。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其实并没有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1。“格式化”书写的原因有二:刻板印象的建立与“被看”视域的束缚。
    我们今天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期待和想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汉族作家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当代少数民族题材写作,在汉族作家中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误解和歪曲”和“对于少数民族生活外在色彩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积年累月形成了一种抒情散文式的猎奇”两种扭曲。2首先,一些汉族作家总是从“差异性”视角切入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观察和体认,则很容易放大民族差异而忽略不同民族的普遍性与共通性。其二,汉族作家创作少数民族题材,有意识形态上的诸多限制,多正面而绝少负面,渐渐形成歌颂少数民族美好品质的固定写作模式。其三,一些汉族作家始终无法真正深入少数民族生活,所关注与描述都集中于少数民族的外部特征,继而形成碎片化的拼接,久而久之形成外界对该民族较为稳固的刻板印象,成为该民族的“对外标准化形象”。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建立反过来又影响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一方面,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民族认同心理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认为自己有宣传本民族文化和代表本民族立场的责任和义务,因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主流意识形态业已塑形的“标准化形象”,很难冲破固有印象的藩篱。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知识分子的“私人化写作”和“批判立场”,使作家很难对民族根性和人性做出尖锐深刻的剖析和自省,转而选择更为保守的创作姿态,而诉诸于外部色彩的民族特色或地域风情显然是作家安全并讨巧的选择。另一方面,作家的潜意识里时时有对读者的关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与期待反过来也会制约作家的选择,读者对“民族特色”的看重让少数民族作家从无奈地“被看”转向自觉地“展示”。因此,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看”与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呈现的“被看”姿态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困境中的双重制约因素。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和对读者期待的迎合,也是身处当下为时代所裹挟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选择。以维吾尔族长篇儿童幻想小说《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为例,其目标读者定位明显是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读者(不仅仅是少年儿童),因而作者几乎将所有心力都放在展现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历史和地域风情上,小说中出现的维吾尔族少年、楼兰公主、魔鬼城、坎儿井、千佛洞、回纥文、英雄史诗、萨满教仪式、维吾尔族穿戴、特色食品、娱乐项目、节日、乐器等民俗文化十分丰富。在仪式感极强的萨满教活动与传统节日中,维吾尔人表达出对天神、祖先、土地、动植物的敬仰和尊重,富于浓烈的地域文化风情。这样一种风情画卷式的“展览”方式让这部作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看上去十分丰沛,在“让世界了解维吾尔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和显著的作用。但我们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作为民族“代言人”的愿望过于强烈,想将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精华都浓缩在一部小说里,造成民族元素过于密集,令读者只能如游客般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很难领会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内蕴。与此同时,小说人物也被高密度的“民族特色”喧宾夺主,五位小主人公沦为展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功能性“道具”,可见“被看”视域的束缚之深。
    人们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还存在一个长期形成的心理误区,似乎只要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写的就是过去的故事,年代久远的故事,反正与当下的大多数少年儿童不在一个时空坐标轴中。这是因为人们只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而忽略了它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似乎“民族性/地域性”与“时代性/社会性”是一对天生对立的语法概念,是不能共存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他者眼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写到了儿童的苦难成长历程,如哈萨克族儿童小说《长满蒿草的原野》《阿依波力的信》,维吾尔族儿童小说《坎吉》《书包》等。这些小说中少儿主人公所经历的苦难并非民族的苦难,与宗教信仰或民族政策无关,而是时代的、社会的共同苦难,六七十年代全中国的儿童都在经历苦难,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瘠是相同的境遇,只是经受苦难的形式略有不同,有的孩子拾粪,有的孩子种地,有的孩子流浪,有的孩子放羊。然而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少数民族儿童的苦难是独属于那个民族的苦难,忽视了其与整个中国社会及时代的密切联系。
    事实上,当下的社会生活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例如,维吾尔族儿童小说《一瓶沙子》写维吾尔族少年远离家乡到“内高班”求学,就充分显示了时代性,“内高班”是配合民族政策所产生的特有教育现象,少年西尔艾力只身在上海产生的对家乡亲人伙伴的思念令人感同身受。维吾尔族童话“骗子吐苏克系列”,讽刺的则是当代社会的种种丑态,领导的好大喜功、下属的阿谀谄媚、担责任时互相推诿等现象,极具时代性和社会性特征。可见,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也与汉民族儿童文学一样,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与同一性,能够代表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共同属性。因此,我们也应当与时俱进地来看待“民族性”,破除对“民族性”的误解与偏见。
    二、“儿童性”是“本”,“民族性”是“根”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民族性”并非少年儿童所重视和感兴趣的内容,它所指向或迎合的并非儿童读者,而是以“他者”眼光审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成人读者。过度重视隐含读者(成人)的需求而忽略目标读者(儿童)的期待,这表面上看是读者定位的错位问题,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儿童观”问题。儿童观是成人社会如何理解儿童与如何对待儿童的观念与行动。儿童文学作家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儿童文学就有什么样的艺术精神与美学品性。3作家如果以成人为本位,便会站在成人角度提供成人认为儿童所需要的内容;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就会“看到儿童生命体内蕴含着不可替代的珍贵的生命价值”4。这种“珍贵的生命价值”在儿童文学中具体表现为儿童思维、儿童心理、儿童想象、儿童情趣、儿童幽默、游戏精神等品格特质,统称为“儿童性”。“儿童性”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属性。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少年儿童天性都是一致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只是成长轨迹和环境不同,他们欣赏和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是有共性的,这也是经典得以形成和流传的原因。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不应一味追求“特性”——“民族性”,而应首先重视“共性”——“儿童性”。
    蜚声国际的日本童谣诗人窗满雄,他的童诗朴实无华,就是用最质朴的言语写出儿童最真实的思维和想象:郁金香在水中的倒影是叫香金郁吗?乌贼长成箭头的模样,是用来指示大海的方向吧?5这样简单而绝妙的创意,恰恰最为接近儿童的本真,这是世界各国各族儿童都能产生心灵默契的思维方式,也是成人世界无法企及的充满灵性的儿童特性。“儿童性”是作家通过对自己童年的了解和对当下儿童的观察、相处捕捉得来的,具体可以表现为“童言无忌”的语言、憨态可掬的行为、弄巧成拙的误会、任意跳跃的思维、儿童特有的心理活动、天马行空的想象等。“儿童性”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质感所在,通常是很难编撰的。以一组维吾尔族儿童文学为例,散文《幼儿时的我是那样想的》再现了儿童的奇思妙想:“我的年龄什么时候能赶上奶奶?”这大概是每个盼望着快快长大的孩童都产生过的想法;“闪电把白云的肚子扎破不会伤心吗?”6对自然万物的拟人与情感想象正是儿童“泛灵论”原始思维的体现。小说《黄色风筝》中,小男孩听说“谁有本事风筝就归谁”,慌忙跑回家翻箱倒柜找“本事”,是儿童特有的稚拙和误会。童诗《健忘的松鼠》中,滚圆的松鼠在秋天埋下许多青核桃,冬天跳来跳去怎么也找不到埋核桃的地方,像极了丢三落四、天真烂漫的小孩子。童诗《谁去买醋》写的就是儿童家庭生活中的真实一幕,妈妈指挥爸爸、爸爸指挥“我”、“我”指挥弟弟、弟弟指挥猫、猫命令它的尾巴:你去买醋!寥寥几句便充满了儿童情趣。童话“骗子吐苏克系列”没有任何说教内容,通篇都是冒险吹牛,充满热闹好玩的游戏精神。这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品中没有陌生的“民族性”,也没有奇异的“地域性”,写的就是天下儿童的普遍共性,但又是只有儿童才具备、成人早已遗忘的特性,并且只有童心丰盈、将儿童视为独立个体去尊重和了解的成人才能发现并满怀天真地书写,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灵动的想象和细腻的感触,让儿童如遇知己,也让成人与自己的童年相遇。虽然我们无法从这些作品的“外部特征”辨认作家的民族身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充满丰沛“儿童性”的作品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是优秀的儿童文学杰作。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