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天纬地的行动者之网：关于病毒的一些思考(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51 《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 范可 参加讨论
病毒的轨迹 我们说病毒与人类相伴而行并不意味着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没有病毒存在。事实证明，病毒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长得多。病毒在人类之前的历史非本文考虑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一万两千多年前开始的全新世界以来的病毒。全球化毫无疑问是我们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当前世界范围内有股逆全球化的潮流。如果我们用一种全球史的眼光来理解全球化，那么全球化同样如同网络编织过程；如果将人类遍布全球的过程置于全球化的视野里，全球化就不应是仅仅发生在过去几百年或几十年间的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类的祖先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就开启了这一进程［18］。之后，直到一万两千多年前才出现了驯化动植物。在此之前，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食材来源是自然环境里的可食性果蔬块根和动物。人类学将从事狩猎采集生计者通称为“食物搜寻者” （food forager）。有了驯化动植物之后，人类就成了“食物生产者”（food producer）。 在狩猎采集生计模式下，人类社会不可能出现人口大规模聚集的社区。驯化是人类迄今为止对自然最为重要的干预。人类的驯化活动在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疾病流行。一切正如内森·沃尔夫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狩猎和驯化活动是使一些野生动物体内的微生物进入人体的开始，狩猎和驯化都提供人们同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的机会。驯化所带来的农业活动为人口大规模集中聚居提供了可能。随着相互连接的聚居区——尤其是城镇社区——的扩大，人类社会在历史上首次为急性病毒提供了永久存活的机会。人类成为病毒存活繁衍不可或缺的存在［19］。 驯化活动在一万两千多年前出现后的几千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至少七个驯化区域［20］。但有些作物和家畜如家猪、狗等，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分别独立驯化。当今人类学把这些驯化地区都称为“文明”。没有这些驯化及其文明，我们今天必将还是以狩猎采集为生计的食物搜寻者。应该提醒的是，当今，我们已经不再把狩猎采集视为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的专利。灵长类学家发现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经常猎杀动物为食，而且还能在捕杀过程中进行策略性的配合。更有甚者，在有些地区，黑猩猩捕食动物竟是常态。但也就因此之故，它们体内有了一些它们所喜欢吃的一些猴子身上的病毒。 造成大规模传染病的病毒都是急性的。急性病毒无法像其他一些病毒如乙肝病毒，寄生在宿主体内便可传宗接代。急性病毒如麻疹，不能寄生在个体身上，它们需要不断出现的易感宿主。当人类以游群（band）为单位从事狩猎采集，“靠天吃饭”时，所处环境一定地广人稀。美国进化人类学家丹尼尔·利伯曼（Danial Lieberman）指出，新石器时代之前不可能存在流行病，因为狩猎采集者的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低于强度性疾病必需的阈值。天花就是一种古老的病毒性疾病。这种疾病的起因尚不明确，人类或许是从猴子或啮齿类动物那里感染这种疾病的。在人口密集的大型定居点出现之前，天花并没有广泛传播［21］。聚集在一起的狩猎采集者构成的游群往往不足百人，任何急性病毒无法在他们体内长期存活，除非是其他动物与人类共有的微生物。曾有黑猩猩群体感染脊髓灰质炎，许多个体死亡。由于黑猩猩状况如同远古人类，种群规模不可能维系这类病毒，因而科学家一时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事实证明，该种群的黑猩猩是被人类感染的。当时，附近的人类社区发生疫情，病毒传到了黑猩猩身上。 目前一些科学家估计，只有种群规模超过 25 万人的社群，才可能维系这样的病毒。“因而对种群规模小的社群而言，急性病毒只能席卷而来，在消亡之前侵害一些个体，而其余的则产生免疫力。”［22］所以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几无遭遇急性病毒之可能。然而，驯化之后的农牧业成为人类的基本生计模式之后，情况变得完全不同。狗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而且是唯一在狩猎采集生计条件下就被驯化的动物。狗从狼而来，驯化过程并不清楚。许多学者认为，可能一些狼或者离群的独狼跟着游群移动，以人类吃剩的东西为食，这种寄生生活使其渐渐被驯化。千百年来，狗身上的微生物已经成功地传染给人类，如沃尔夫所言，狗和人的微生物库（microbial repertoire）已经融为一体。人身上的微生物也传给了狗［23］。 狗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的事实是，驯化之后，人与家畜几千甚至上万年间的频繁互动使彼此间达到某种微生物的平衡状态。但家畜依然继续为人类的微生物库提供新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并不是它们自身携带的，而是它们与野生动物接触之后才有的。家畜就这样成为传递微生物的一座桥梁，使新型感染源从野生动物那里转移到人类身上。沃尔夫以尼帕病毒（Nipah virus）的例子解释了这一过程。 尼帕病毒最早在马来西亚的尼帕镇被检测出来，故名之。病毒学家在发现某种流行病之后，首先关心的是供养病毒的动物，也就是病毒的储主（reservoir）。发现人类病原体之外是否有其他动物储主，是真正消灭人类病原体的关键。尼帕病毒出现之后，科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发现它的储主。最终的结果表明，驯养活动能以复杂的方式为病毒感染人类提供新的途径。尼帕病毒入侵是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养猪场里发生的，但是该病毒的储主是学名叫“狐蝠”（Pteropus）的大蝙蝠。那么这一切是如何连接上的呢？原来，养猪的农民搞多种经营，在养猪场周围种满芒果树，成熟的芒果引来蝙蝠。科学家们估计大蝙蝠在享用芒果时撒了尿，又将咬过的芒果丢到猪圈里；杂食性的猪吃了芒果，接触了蝙蝠的唾液和尿液；猪患病之后，病毒迅速传播，而猪的买卖又使病毒传染到其他猪场，并偶尔感染了人类［24］。 在驯化活动数千年之后出现尼帕病毒，说明驯化活动对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的作用。驯化革命①之后，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定居者也越来越多，人们对疫情的易感性是前农业时代所没有的。从最初的几个、几十个到最终的成千上万个城镇相互连接、彼此联系而形成的人口规模，足以使病毒永久地寄生下去。急性病毒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寻找新的宿主是繁衍的需要，人口密集的社区正是它们所期待的［25］。 急性传染病病毒虽然是流动的，但传播开来则有赖于其他生物体的存在与流动。流动甚至可以视为传染病病毒生存最为重要的机制。一旦停止流动，病毒笃定死亡、消失，但完全停止流动是不可能的。人类定居之后，社会分工获得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关系也建立起来。随着政治体制的国家化，不同人类群体的交往更为深远。原先可能仅仅见于不同部落或者酋邦之间的交换，发展成为国家实力支持下的远距离的贸易交换，信息交流也因此更为深广，而病毒也因此而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虽然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是全球化的开端，但是全球化推进的速度极其缓慢，只是到了晚近的历史时期，全球化才加快了步伐。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和费孝通都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全球化［26］。他们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发端是大西洋，“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殖民地开拓和殖民扩张浪潮，使世界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而从 16 世纪末开始到 19 世纪下半叶，大西洋“三角贸易”接踵而至。繁忙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将非洲、美洲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连在一起。美洲运出包括矿产、食材之类的原材料到西欧；各种工业产品和武器则从西欧贩运到西非，再从那里将购买的奴隶运送到美洲种植园。早些时候发生的蒙—元帝国的征战带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球化，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全球化在东半球存在着另一条历史途径——区域性全球化，它更多地冲击了种族、族群、宗教、文化的藩篱，西半球则相反。 无论大西洋还是欧亚内陆大草原（Eurasian Landmass），作为全球化发力的始端，都提供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微生物交换机会。历史上一直有人将蒙古大军的西征同当时发生在欧洲的鼠疫联系起来，据说鼠疫最初是蒙古大军中的一些感染者传播过去的［27］。由于蒙古大军中有大量的外族成员，所以尽管有此说法，但并没有人将带去鼠疫归咎于蒙古族群。在西半球，殖民主义者不仅在殖民地传教、剥削、掠夺，而且带去欧亚大陆的许多病毒。由于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已经上万年不通往来，这些病毒不可能飘洋过海，因而两个大陆的人口拥有的微生物库差别很大。欧洲人登陆美洲引起了微生物的交换，他们带去的病毒很容易在美洲找到易感人群。美洲原住民在西班牙殖民者登陆之后的数百年间，人口大量死亡，这并不是殖民者屠杀的结果。没错，西班牙人和其他殖民者都杀戮过美洲原住民，但以殖民者人数计，这根本不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更何况并非每个殖民者都是战士。据估计，美洲原住民在欧洲人登陆之前，约一亿人。1507年前后，天花被一个患病的黑人奴隶带到美洲。已同旧大陆的人类隔绝了上万年的美洲原住民，对天花、麻疹、白喉、伤寒、腮腺炎、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缺乏免疫机能，更不可能有防疫知识，很快就成群成群地倒下。 1521年，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在顽强抵抗之后，被西班牙殖民者摧毁。被上百座桥梁连接起来的宏伟都城特诺奇蒂特兰，被夷为平地，墨西哥城在兵燹之灾后建立起来。《天花的历史》一书认为，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马匹和枪炮也不可能让只有区区 9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征服墨西哥。天花等瘟疫在殖民者征服美洲过程中直接消灭了大量的人口，使西班牙殖民者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多地方。如此轻而易举征服的过程使西班牙人认为上帝站在他们一方，士气大受鼓舞，而阿兹特克人等美洲原住民则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疾病对西班牙人无碍，从而士气低落，陷入惶恐之中。可以说，天花为西班牙人打了一场生物战争。这种情况在后来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重演，天花病毒杀死了印加帝国国王和他的法定继承人，剩下的两个王子开始内战，整个帝国因此分崩离析，西班牙人坐收渔翁之利［28］。 类似的情况在美洲不断上演。但是，作为报复，美洲的梅毒也传播到了旧大陆，后来可谓遍布五大洲。这些例子说明，病毒能否肆虐各方，关键在于其繁衍和存活所需要的流动性，病毒靠流动依附上了新的宿主，并渐次传播开来。而如果没有交通工具的改善和人类的贪婪成性，病毒也难以全球性扩散。欧洲人登陆美洲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而言，当然不是蒙古帝国的东征西讨可以相提并论的。最为重要的是，接踵而至的大航海时代，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市场的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些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和物资交流、资本流动。但是，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29］。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因为人与物的流动而广泛传播，并可能重组而生成新的、更为致命的病毒。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全球化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发生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时间和空间仿佛都收缩了。而现代性则使人类的社会关系从原先的地方语境里“脱嵌”（disembedded），伸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全球化如同一张不断编织而日益扩大的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会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全球化必然反身性地带来地方化［30］。但是，与其说这种现象是对全球化的不满或抵抗，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全球化的主动拥抱。地方（locale）必须将自己打造得富有特色、卓尔不群，才能招徕外界的关注。所以，打造地方（making place）为的是积累布迪厄意义上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象征资本有助于积累它的人、地方以及各种机构、组织获得认可（recognition），因为锲而不舍地追求“为人所知”，最终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象征资本事实上是一种不以权力的形式体现的权力，是一种信用（credit），它可以令人服从，使人们愿意为之付出［31］。积累象征资本或许不同的地方因为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有不同的实践方式，但其内在逻辑无不同于莫斯在《礼物》中所揭示的“夸富宴”，两者皆以某种方式寻求名声的最大化。这些看来只管付出、不计收入的行动，其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利。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些最为耀眼、最善于推销自己的各种营利机构、公司和组织，都在当地的政治上和经济上举足轻重。 上述吉登斯和布迪厄讨论的核心内容似可作为对全球化与地方互动的总结——尽管布迪厄所指称的现象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如果将全球化视为一个主体，那么地方无疑也是，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流动性亦然。三者的互动自然是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三者的融汇带来了所谓“地方里的全球化与全球化里的地方”现象。观察地方与世界的透镜揭示，“变”（vary）才是网络化的基本途径。而人类社会各种文化上的变化离不开人、物、信息等的流动和交流。 如前所述，全球化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连接、大交流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问题的全球化不仅事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金融危机这类资本市场的恶疾，还包括公共卫生问题。谈及传染病及病毒引起的各种瘟疫（plague），无法不提流动性。只要人在移动，病毒就可能随着人的移动而传播到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只要这些空间里的人口数量足够多，病毒就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直到人类有了对付它们的疫苗。交通工具的发明、革新及发展，既为人的流动提供了方便，也为病毒的迅速传播建立起高速公路。 我们看到，最近数十年来，屡屡发生源于某些非洲动物病毒的流行病迅速传播到其他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缺乏任何与全球化相关的技术维度的条件下。病毒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扩散（如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完全拜全球化时代高度发达的交通工具之赐。源于非洲（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虽然必须通过深度接触才会让人感染，但也居然在数十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因 此，把流行病视为一种全球化的后果（a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绝无夸张之嫌。如果我们综合各种因素思考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那么一切正如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并没有使人类社会在总体上变得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相反——使我们更为脆弱，增加了人类社会的脆弱性积累［32］。因而，如果把全球化视为现代性的后果［33］，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性和全球化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安全。 余论——病毒的启示 危害我们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行为的结果或者我们从事其他事情的副产品（byproduct）。诚如哈维所言，不存在纯粹“自然的”自然灾害。病毒也基本如此。纳森的讨论陈述了病毒如何进入人类生活的道理和基本过程。许多病毒的产生与人类自身的繁衍与发展关系密切，因而把病毒视为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存在体是错误的。当现代人的祖先懂得种植和放牧，就为病毒的产生和发展演化创造了温床。我们饲养的动物、家畜成为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传递给人类的桥梁。而人类的定居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人口集中居住，就为这些从野生动物经由家养动物传到人类身上的病毒的繁衍和变异创造了条件。所以，正如利伯曼（Daniel E. Lieberman）所总结的那样，人口众多是瘟疫暴发的一个前提，在农业时代以前不会暴发瘟疫；另一个前提是高人口密度的定居点。连接成片的村庄和城镇把许多潜在的宿主集合在一起，它们彼此密切联系，为传染性疾病的滋生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农业社会开始出现的商贸活动也有利于疾病传播。农民们在交易或交换的时候也交换了微生物，使传染病得以从一个社区传到另一个社区。所以，农业开启了传染性疾病流行的时代。产生于农业社会的传染病包括结核病、麻风病、梅毒、鼠疫、天花、流感［34］。 除此之外，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尤其是远距离的奔袭征战，也是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长距离作战的发动者会将原先仅仅发生或局限于某些特定区域的病毒，带到原先没有这些病毒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因体内缺乏对抗这些病毒的抗体而大量被感染而丧生。据说，历史上多次有名的战役，背后都有病毒影响的痕迹。一些文献认为，欧洲在1348年到 1361年间的黑死病即淋巴腺鼠疫综合征，是蒙古大军穿越欧亚大陆的战争行动导致了疾病的传播［35］。整个欧洲在这段时间内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平均寿命从原来就很短的30岁缩短至20岁。因此，说病毒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不为过。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就认为，病毒在公元前 500年左右就开始影响文明的发展进程［36］。 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美洲殖民地开发和贸易，成为东西半球细菌和病毒大交换的契机。缺乏对旧大陆疾病的抗体，使美洲原住民因为各种欧洲人带来的疾病而大量地丧生，人口也大幅度下降。区区数百人的西班牙军队居然能够在中南美洲如入无人之境，全拜病毒和细菌所赐。经由船只由旧大陆而来的天花病毒成为残忍的杀手，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多达90%的居民因感染天花而死去。然而，万事相互关联。正如十字军打通了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和拜占庭帝国，带动了世界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交流，臭名昭著的殖民扩张导致美洲大陆原住民人口损失泰半，却也带动了新旧世界驯化物种和文化方面的交换。病毒也同样如此，科学家一直试图从病毒中找出对于人类的健康有益的方面。如果在整体观的观照里看病毒，病毒对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并非百害无益。沃尔夫指出： 病毒并不一定总是扮演起着破坏作用的有害角色。和地球生态系统任何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样，病毒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例如在海洋生态系统里，病毒每天要杀死 20%～40% 的细菌。这对以氨基酸、碳和氮形式出现的有机化合物的释放，起了关键性作用。……人们大体上认为，病毒在任何生态系统里都扮演着“反垄断能手”的角色——有助于确保没有一种细菌物种能称王称霸，因而促进了物种多样化［37］。 另外，人类要战胜病毒就需要另一种病毒。我们前面提到从古至今人类与病毒作斗争不外三种做法：其一是通过隔离限制病毒的流动；其二是研发疫苗；其三是观察“哨兵”，即观察特定的动物和哨兵人群。第一种做法最为古典，也很有效。疫苗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只有在确定了瘟疫病毒之后才有可能开始研发。疫苗虽然是决定性的，但主要问题是研发耗时长，从研发到临床使用通常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应付已经流行开来的疫情，远水解不了近渴。长期以来，一直有科研人员从事哨兵人群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研究以发现新的病毒。由于流行病的病毒源自野生动物，因而与野生动物频繁接触的人群——当代必须靠打猎补充蛋白质的人群就成了哨兵人群。科研人员可以从这些与野生动物频繁接触的人群身上，发现全新的病毒。依靠“哨兵”当然是防范性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这些哨兵人群因为经年累月与野生动物密切接触，身上已经有了抗体，在他们身上发现新的、会转移到人类身上的病毒之后，可以帮助预警，并且马上展开疫苗研发。动物死亡也是人类疫情的预兆，例如南美发生的黄热病就是在森林里的猴子相继死亡之后，才感染了附近居住的人类。 在战疫中起决定作用的疫苗是病毒帮助人类的例子。疫苗的英文词 vaccine 源自牛痘的拉丁语词variolae vaccinae，variolae意思是“痘”，vaccinae意思是“牛的”。牛痘与天花病毒的亲缘关系足以使牛痘产生免疫力，但两者的区别又足以使牛痘不会引发疾病，所以牛痘成为对抗天花的终极武器。沃尔夫认为，尽管我们将疫苗视为人类研发的高精尖武器，但目前使用的一部分疫苗是细菌或者病毒的某一类。这种做法决定了病毒的分类。总而言之，迄今为止，当代疫苗学都是在以毒攻毒，一些安全的病毒是人类抵抗致命病毒的最好朋友。此外，病毒还能帮助人类控制某些慢性疾病［38］。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构成了拉图尔万物之网中诸多重要环节。与人类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影响病毒的行为和传播以及毒性的强弱。人类的大规模居住区域的形成是急性病毒得以流传的最重要的条件。而在定居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在与野兽密切接触的过程中，人类已经与野生动物共享一些微生物。而人类随着交通工具的发明、革新和发展提高自身机动性、流动性和自主性的同时，也为病毒架设起高速公路，病毒的传播也随着全球化维度之一的交通便捷成为了全球性难题。此外，每个文化都有一部分人对动物和宠物特别亲近，这也可能影响传染病的流行，那些动物和人类共享的病毒的传播尤其受影响。事实证明，猫也可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可见病毒不仅会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从人身上传到动物身上也不鲜见，前面提到的黑猩猩患小儿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就是个例子。喜欢野味的文化易于受到病毒的攻击已经得到证明，而与宠物亲密无间也有让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拉图尔多年来似乎在努力地解构我们习以为常的类别。不言而喻，分类和标准化（categor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是构成文明的维度。换言之，所谓的文明就是类别化（categorization）、区隔和分离（distinguishing and separating）的过程［39］。分类的实践过程就是文明的过程，也就是制造区隔和分离的过程。分类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便会影响我们的眼界和思维习惯。有些分类如对人类的分类有百害而无一益。所有的类别即范畴均有其边界（boundary）或美其名曰“外延”。曾几何时，是否存在分类几为文野之别。涂尔干的学生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用“前逻辑思维”（prelogical thinking）描述狩猎采集人群的思维方式，认为他们于具体的草木植被和各种动物都叫得上名字，却没有抽象的“树”“草”之类的概念，这是“原始性”（primitiveness）的体现。列维-布留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互渗律”（the law of participation）。缺乏抽象的分类概念，而把所有具体的对象都考虑为互渗并互相影响，这是他所谓的“原始思维”（primitive mind）之核心所在［40］。 有意思的是，今天，列维-布留尔的“互渗”（participation，另一个中译是“参与”）仿佛可以用来理解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此网之内，人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生产性的行动者”（generative actor），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发明创新，制度设计，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活动等等，都会作用于生产这一经天纬地之网的各种环节。辩证地看，驯化、定居、工业化、都市化，这些都是当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人类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因此而得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但是对于整个生态而言，未必都是积极的。病毒不关心所袭击对象的身份等级、种族、族群性；病毒跨越国界，所到之处众生如同陷入兵燹之灾。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要战胜病毒不仅需要同仇敌忾，还需要密切合作、相互帮助。拉图尔的行动者之网理论将人与非人视为重要的关系环节，而这样的关系在病毒与人的关系上得以明显体现。我们以及我们所创造的一切，包括这一切的零部件，都与病毒一起构成链条上的彼此影响、彼此制约的环节，编织在万物之网中。 ① 驯化是人类对自然界的重要干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故而有称之为“驯化革命”者 （domestication revolution）。由于驯化遗存与新石器时代器物伴出，所以人类学上更多地使用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的用语——“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 参考文献： ［1］［14］［法］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与病毒的斗争，是为下一次的环境危机作准备［EB/OL］.法国《世界报》网站 https：//www.lemonde.fr/ideas/article/2020/03/25/la-crise-sanitaire-incite-a-se-preparer-a-la-mutation-climatigue_6034312_3232.html，2020-03-25.中文版本来自微信公众号EuroScope Today.左榕华，李晓，译；杜卿，校对。 ［2］［4］［16］ Bruno Latou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translated by C.Porter，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3，pp.10-11.p.116.pp.10-11. ［3］ Marilyn Strathern，“Cutting the Network”，in Henrietta L Moore and Todd Sanders（eds.），Anthropology in Theory：Issues in Epistemolog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p.480-491. ［5］［11］ Thomas Friedman，“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New York Times，March 17.2020. ［6］ Dr.Lee.纽约抗疫记：悲惨世界［EB/OL］《知识分子》公众号，2020-03-30. ［7］［10］ ［法］弗雷德里克·凯克（Frederic Keck）. 动物疾病谱系与社会人类学（1987—2000）［J］. 张雨男，张盈，译.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1）.原文刊载于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Vol.33，Issue 1 （2017），pp.22-41.pp.22-41. ［8］［13］［19］［25］［37］［38］ ［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M］.沈捷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70-177.70-76.70-76.77-78.26.198-199. ［9］ Emile Durkheim，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edited b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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