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
林彪事件后，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意见是：批判极左思潮，在各条战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以江青一伙所代表的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文革”新贵的意见是：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惊恐不安和不满。他们担心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极力阻挠周恩来的各项部署实行。于是，两种意见在教育、外交和舆论宣传领域展开了交锋。
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主导全国走向的中央舆论宣传领域，也就是当时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１９７２年７月至８月，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
８月１日、２日，周恩来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他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周恩来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周恩来指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查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讲话中，周恩来还回答了驻外大使在学习批林整风文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这些意见，在外事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还对毛泽东１９７１年在南巡沿途向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讲的党内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作了具体阐释。
８月８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针对周恩来的批评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批判“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都是“过头”的例子。同时，他们还不顾多数干部的强烈反对，极力维护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的领导地位，借以控制《人民日报》。９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国庆社论，写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在审稿时却删去了这句话。
１０月６日，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根据周恩来８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１９７２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率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１０月１４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即：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这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江青等人极为不满。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批驳文章。
１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审阅并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将报告送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次日，张春桥阅后对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异议，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１２月２日，江青也阅批：“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１２月３日，迫于江青等人的压力，根据１２月２日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删去了“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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