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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吸取国外经验教训 践行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新发展理念比喻为指挥棒、红绿灯。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并用“五个注重”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他指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走资源节约型、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习总书记是在2015年10月29日讲话,提出坚持开放发展,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的。到2020年7月,国内外形势比当时要严峻得多,这就是新冠病毒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空前冲击和中美关系可能滑向对抗或冷战,开放发展面临中美可能脱钩的危险。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绝不能动摇。历史已经证明,闭关锁国的老路走不通,是死路一条。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美国执意要与中国脱钩,我们能够阻止这个进程吗?我们如何延缓这个进程?中美关系是互动进程,我们要尽力而为,避免中美脱钩这个糟糕局面,但是也要有两手准备,要有底线思维。如果中国做好了与美国脱钩的充分准备,反而不容易脱钩。相反,我们不抛弃幻想,不准备斗争,或许反而求之不得。 
    开放发展面临新挑战,需要新思路和新战略。比如,如何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合作,进一步稳住广大亚非拉国家?对外开放,发展中国家是重要对象。南南合作这些年提得少了,现在是不是要坚持高举南南合作的旗帜,并且融入到“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今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好兆头。在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不惜对中国发动外交战的情势下,中国外贸形势趋稳向好,说明美国想与中国脱钩,吓不到中国。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讲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不断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新发展理念之一,是协调发展,主要是指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埃及在农村发展与农业问题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呢? 
    埃及开国总统阿卜杜•加麦尔•纳赛尔决心缓解贫富差距,为埃及农民办了两件大事——进行土地改革;修建阿斯旺高坝并向沙漠要耕地,大规模开垦土地。埃及土地改革,涉及当时埃及耕地总面积的15%,90万费丹(1费丹约合6.3亩),收益农户130万,约750万人。当时埃及总人口2600万,受益者占总人口的27%。修建阿斯旺高坝,开垦耕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拉动农村当时还未富余的劳动力,在农闲时间外出务工,一般每次外出务工60天左右,然后回老家歇息两周。这些流动农民工的确增加了家庭收入,但是也造成了新的问题,这就是1961年农业危机。当时,埃及最重要的出口农作物棉花,大名鼎鼎的长绒棉,遭遇病虫害。虽然议会紧急拨款100万埃镑,用于抗灾,但是为棉花施药,劳动强度大。由于留守的妇女和儿童体力难以满足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棉花大面积减产。除了棉花,1961年水稻也大幅度减产。 
    流动农民工外出务工,当然是非农收入比农业雇工收入高的产物,有利于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缓解了贫富差距。但是,在当时农业机械化尚不普及,现代农业还只是梦想的情况下,埃及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再加上埃及人口快速增长,对埃及经济造成两个直接后果: 
    第一,作为埃及最重要的农业品牌,最重要的农业创汇产业,长绒棉逐渐衰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出口创汇的龙头地位,就被石油出口取而代之。今天,有谁还会提及埃及的长绒棉或棉花出口呢? 
    第二,埃及粮食生产严重滞后,粮食进口占埃及国内消费的比率,越来越高,成为埃及最沉重的负担。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2014年埃及农业贸易逆差达110亿美元,埃及农业和非农业出口值的40%用于进口农产品。 
    萨达特时期,埃及的农业问题和流动农民工更加突出。在20世纪60年代由纳赛尔启动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在70年代加速进行,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农垦,也就是开垦耕地,不再是外出务工的主要去向了。流动农民工这次是进城了——民工进城,农民进城。萨达特实行开放政策,意外之财——五大地租性收入——石油、苏伊士运河通行费、侨汇、旅游收入以及美援滚滚而来,大量的熟练工人到阿拉伯产油国挣钱,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这些流动农民工乘机而入,他们主要进入繁荣一时的建筑业和非正式部门。非正式部门就是雇员1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或家庭企业,个体户。这一次,他们好歹在城市安家落户,当然是在城市边缘区、贫民区和破旧的老城区。二是他们进入了城市,却享受不到城市高大上的公共服务与各种福利,生活水平比过去在乡下高,但是眼见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不少不劳而获的闲人享受城市的荣华富贵。于是,心生不满,成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很好的动员对象。他们成为1977年1月大饼骚动的主力军,对埃及伊斯兰势力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纳赛尔土地改革不彻底,埃及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严重受挫,埃及流动农民工虽然自身生活水平有所提升,对于埃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对农业发展的负面冲击不容忽视,对于埃及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严重影响不可小觑。归根结底,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发展,关系城乡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协调、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和总结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从一个侧面证明,切实化解各种严峻挑战,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非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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