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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冤李鸿章:生前背黑锅,死后被拖尸(2)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
     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
     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险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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