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与史迪威将道之优劣
如此惨败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但却在情理中，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第56师团对于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就像是“隐藏在云雾里”一样，不能苛刻地要求一定要侦察到，因为日军方面在向曼德勒作小规模迂回、还是向腊戌作大规模迂回的选择时，同样不清楚中国远征军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大多情况下，战争“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克劳塞维茨语)，那就得靠判断和经验甚至运气来弥补了。也就是说即使不明敌情，也不一定意味着失败不可避免，还可借助判断力和经验。
在情况不明甚至已经误判的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企图不顾后方受到威胁，集中主力击败当面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使深入我后方的窜犯之敌的行动失去意义，并自动落入陷阱，这个方案有其合理之处，且属于力争战场主动权的努力。虽然事后证明其判断和行动都错了，但一般战场指挥官都很难避免这样的错误，因而这种失误尚属正常范围。如果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仍能根据判断准确行动，当属极少数的名将了。
同样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杜聿明显然战场感觉比较敏锐，东线激战一天便失去联络，他顿觉侧翼情况不妙，他的方案是及早放弃中路曼德勒会战，将主力和作战重心移往东线，坚决阻止日军插入我侧后(这一判断和作战决心极为准确)。按这样一种作战思路，战局的自然发展是我放开中路，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从中路长驱直入，切断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之间的联系，英军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作战重心由中路移到东线，全军以和邦为轴心，成扇形向东北旋转后撤，安全退往中缅边境地区，固守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这是个万无一失、绝对保险的方案。但其代价是放弃了力争主动的进攻态势，不能达成出国作战的主要目标——占领仰光，确保滇缅公路国际交通线安全，且让日军占领大半个缅甸。战场可形成我军和英军分别在东、西两面钳制缅甸中部走廊上日军的僵持局面，这一态势更有利于尔后的反攻。
从日军第56师团先头部队平井支队在4月22日中午10点左右冲入和邦的情况看，按杜聿明的方案，第5军主力三个师从4月19日开始向东枝、和邦、孟榜、南曲依之线展开有三天充裕的时间，第200师48小时内即可赶到和邦布防，新编第22师、第96师亦可随后赶到。以此推算，4月22日的战场情况将是日军第56师团主力与我第5军主力在和邦迎头相撞，另外，新编第28师也可在当日投入一个团以上的兵力，23日该师全部主力可投入作战(该师实际上被运往曼德勒而置于无用之地)。如此，纵然不能击败第56师团，但以和邦为中枢凭借南登河和南渡河之险，维持一个僵持的局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两个方案都属于“在云雾里和月光下”判断的产物，它们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哪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而不取决于方案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从后来远征军惨败的结果看，杜聿明方案是当时危机情况下最切合实际的选择。由此来看，杜聿明的判断力远胜于史迪威，对战场形势的估计相当准确。此战关键在于日军第56师团在侧翼突破第6军的防线，被抄了后方。如果按杜聿明方案，全部机械化的第5军同第6军联合截击第56师团，把对手缠住还是有把握的，整个远征军的后方也不至于被抄袭。但杜聿明没有坚持己见，服从了史、罗的命令。
以克劳塞维茨的标准看：“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遗憾的是杜聿明虽然具备超越常人的“内在的微光”，却缺乏“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最大责任是1942年4月19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第五军全部向棠吉(东枝)集中。”
一代名将终因一念之差，铩羽而归，饮恨终身。 特约撰稿／倪乐雄(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战争与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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