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澳头、淡水后，当晚除以一小部分向我樟木头警戒外，其步兵主力则从山僻小路向惠阳挺进。次日，敌步兵、机踏车队、战车队、骑兵队、炮兵队等，借约三四百架次飞机之掩护，沿惠、淡公路前进。下午3时，敌先头部队到达惠阳近郊。我飞鹅岭一带的守军何联芳旅韩鹏如团稍与敌人接触，亦被敌飞机轰炸所吓倒，纷纷向后溃退，于是惠阳也就失陷了。这个消息传到广州、香港后，人民非常愤恨。
这时敌人的企图已经明了，战场上血淋淋的现实，充分证明蒋介石对于敌情的判断完全错误：第一，来犯的日军不仅有海、空军和陆战队，而且有陆军两个师团，敌人是倾全部兵力在澳头附近登陆的；第二，敌军并非把主攻放在虎门要塞地带，它的目的亦不仅在切断我深圳至石龙的国际交通路线，而且是登陆后沿惠淡、惠博两公路挺进，以主力绕出龙门、从化、花县对广州作大包围，同时以一部出增城沿广增公路向广州长驱直进。正由于蒋介石对敌情判断错误，相应而来的战略部署也就跟着错误了。那时蒋介石指导余汉谋所作的军事部署，从澳头、淡水、惠阳至博罗这样纵深的战线，实际上只控制着三个步兵团的兵力，而在增城也只控制着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在蒋、余心目中，以为这样有利于节节抵抗，实际上适得其反，正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
当10月11日晚上，大亚湾海面发现敌海军舰艇数十艘集结时，莫希德就判断敌人必在澳头附近强行登陆，当即用电话请余汉谋准将何联芳旅全部调往澳头附近，以加强第一线兵力；将温淑海旅全部调往淡水，以加强第二线兵力；另请调得力部队防守惠阳。余汉谋即据此转报远在武汉的蒋介石核示，但蒋都未批准，着余仍照原来部署进行防御，只指示可将张瑞贵师钟芳峻旅相机调往广九线常平附近以为策应。至12日我淡水失陷后，莫希德又请求调温淑海旅向淡水之敌反攻，亦无结果。蒋介石于战局危急时才同意将远处漳州和琼崖的黄涛师和陈章师等部队调回来。但由于战争形势急速逆转，远水难救近火，这些部队事实上都不可能及时赶到增援。本来当敌军占领淡水继续向我腹地进犯之际，驻深圳的温淑海旅和驻宝安的陈耀枢旅还拥有七八千人的兵力，大可以转用到惠阳博罗方面作战或调到增城去加强我军的后备力量，但由于余汉谋优柔寡断，在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时，仍让这两旅呆在敌人的后方毫无动作。
惠阳失陷后，探得敌人并未分兵向我樟木头、横沥、石龙等处进犯，对这些地方只派了一小部分兵力作警戒，而在集结兵力，有向我博罗、增城进犯的模样。此时余才急令钟芳峻旅再由常平出苏村，待机推进增（城）博（罗）公路的福田附近，令李振派叶植楠团亦进至福田附近，共同阻止向我增城进犯之敌。并令陈勉吾旅由青溪向增城推进。10月14日由惠阳溃败至博罗的莫师之何旅，在敌空军飞机袭击下有如惊弓之鸟，渡过东江继向增城溃退，驻博罗的林君绩补充团又因钟冠豪营擅自脱离建制，向河源方面逃跑，因此博罗形成空城，又不得不放弃，而向福田转进。
在这一段时间内，余汉谋于手慌脚乱中任命了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但事实上总指挥部也来不及组织起来，战斗序列也没有确定，甚至连与各部队联系的通信设备也没有。李振球在乱糟糟的局面下，便急急忙忙地带了几个参谋副官往增城朱村去设立指挥所，一面指挥李师之叶植楠团、张师钟旅张孚亨团和莫师林团（缺一营）等在福田附近山地，仓忙选择阵地，构筑临时防御工事，以应付紧迫情况；一面收容整顿莫师溃兵，以备使用。
10月15日下午，敌军约一个联队（即团）在空军掩护下，沿增（城）博（罗）公路向福田进犯。这时敌人以自澳头登陆以来沿途未受坚强抵抗，便不待详细之侦察与严密之部署，即展开攻击。而李、张各部是生力军，战斗准备较为充分，所占领的阵地在地形上也较为有利，故不似莫师之一触即溃，作了半天的坚强抵抗，使敌攻势稍受顿挫。敌以事出意料，乃向博罗后退，从事整顿，以图再兴攻击。李振球亦以部队临时拼凑，伤亡甚大，恐难在福田持久，乃令部队向增城附近后退，图于增江右岸从事整顿设防。
敌人知我在增城附近已有准备，又有增江地障之利，于是改变计划，以有力之一部从响水、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并加紧增城正面之攻击，以抑留我军之兵力。
余汉谋获得这种情报后，乃急令陈勉吾旅向正果推进，以阻止敌之迂回行动，并掩护增城之左翼。陈旅于17日下午渡过增江，先敌到达正果占领阵地。19日对阻击少数侦察部队之情况，夸大为击破敌主力之战绩，并以此向余谎报，窃邀战功。殊不知20日敌展开主力攻击后，不及半日，该旅中央地区被突破，旋即狼狈撤退。
余汉谋在广州得到陈勉吾的伪捷报后，于19日夜与参谋长王俊、参谋处长赵一肩等亲赴增城坑贝村召集前线高级军官开会，除对福田与正果之李师、陈旅等传令嘉奖外，还以为这两次战斗之胜利是我军转败为胜的关键，彻底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不自量力地将部队作了转移攻势的新部署：正面固守，左右两翼同时出击，要将敌人聚歼于增博公路罗浮山下，以达保卫广州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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