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料10日20日早，增城正面之敌沿着增博公路直扑增城。在飞机数十架向增江右岸扫射轰炸和陆军炮兵大炮数十门轰击下，李振师、陈崇范的炮兵和蒋介石新由湖南方面调来增援的一个重炮兵团，都被炸得一塌糊涂，连大炮、战车都不能运动。而在左翼掩护作战的梁世骥师还来不及增援，李振师已纷纷向钟落潭方面溃退了。敌军遂安然渡过增江，侵占增城。
敌自突破增城、正果阵地后，即实行追击，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企图截断广州至韶关之道路。一部则沿广（州）增（城）公路直迫广州，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当时，蒋介石在湖北、湖南方面尚控制有空军各种飞机约200架左右，比敌人在大亚湾海面航空母舰所拥有的飞机多二三倍以上。但当敌军在大亚湾登陆时，蒋却不派空军前去轰炸敌军舰艇，致使敌军顺利登陆。在敌人长驱直入的10天中，蒋不仅没有派空军协同作战，甚至没有派过一架侦察飞机为余汉谋作指挥作战的耳目。
广州弃守
当敌军15日在福田攻势稍受挫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第四路军政治部便把小胜渲染为大捷，伪造了一大堆战报，广州各报16日便据此大事宣传，把对人民的欺骗说成为安定人心，使人对严重敌情产生麻痹。就在这一天下午，前方情报，说敌人已改变作战计划，以大部队从响水附近绕出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包围。那时第四路军总部才着了慌，赶快下令叫警察局于17日早通知市民疏散，所谓大捷的宣传，由自己来揭穿了。以后不到几天，广州就弃守了。这不仅使当时的广州老百姓莫明其妙，连我作为第四路军的兵站总监也摸不着头脑，自己在撤退时也狼狈万分。以下是个人当时亲历的一些回忆。
10月14日我把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交卸给新任局长李郁坤以后，就专职搞第四路军兵站总监。那时总监部刚着手筹备组织，官员还没有配齐，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招牌。20日下午我照例到市郊大福岭的第四路军总指挥部打听战况，在那里遇见参谋处长赵一肩。我问他前方情况如何，赵说：“消息不妙，敌军攻势很猛，我们怕支持不住了。”
那时在座的还有副官长黄延桢等。我对他们说：“有什么情况，你们要及时通知我们才好。”我随即把我的住宅电话和军用电话告诉他们以后便走了。晚上我驱车到东山保安街余汉谋的公馆，打算直接向他了解一些前方情况。入门之后，看见前厅衣帽架上挂着很多军帽，我问余的保卫员是否总司令在楼上宴客，他说不是请客，是在开会。我走到三楼的弹子房，进门时余汉谋正在讲话，在座的有香翰屏、王俊、赵一肩、黄延桢、曾友仁、陈章、张建、马炳洪、李江等10多人。
墙上挂着广东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和当天的敌我态势图。余汉谋说完话，便由参谋处长赵一肩报告几天来的作战经过和我军各部队现在的情形，以及对敌情的判断。跟着便是惯于纸上谈兵的参谋长王俊发言。他夸夸其谈地说了很多话，大意是前方虽然失利，但我军过去只使用了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不到三个炮兵团的兵力，还有好些后备力量没有用上，因此认为一时失败，不足为虑。
他还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用手在地图上不断指划解释。据说这是一个在增城附近网开一面，诱敌深入至广增之间然后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他建议采取如下具体部署：我军以陈勉吾旅死守正果，阻止敌人渡过增江；李振师固守腊圃；莫希德师位于钟落潭附近负责策应；梁世骥师仍在福和附近设防；张简荪旅出太和以东；曾友仁师向大埔推进；张瑞贵师向中新推进；黄涛师出响水截击敌人归路；陈章师为总预备队，位于沙河附近。王俊还说：“这样就可以布成一个袋形，让敌人进入我们的袋里，就会成为一个皮球一样，我踢、你踢、他踢，四面八方都向它踢，结果一定会被我们踢破，达成我们预期的目的，即将敌人歼灭于广增之间。”王俊还跟着把他这一套计划称为“球状战术”，要求余汉谋马上下命令各部队长官切实执行。
这位何应钦派来的参谋长的计划，似乎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又是纸上谈兵，王俊连自己部队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在座大部分将领对他的计划都表示怀疑。有人反问王俊：陈旅、李师、莫师正向增城西北溃退，现在位置不明，怎能要它们固守正果、腊圃、钟落潭等地呢？有人又指出：陈章师先头部队才到广州，大部分尚在恩平、阳江间；黄涛师先头部队才到紫金，大部分还在揭阳附近，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来不及参加广增间的会战。一时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敌人主力正向我派潭、从化、花县推进，在包围广州，我们根本不可能和它在广增间进行决战。有人主张暂时保存一些实力，向粤北转进，然后重新部署兵力，再向广州作反包围。这时又有一个提议，主张在广增公路两侧福和、石桥和石滩以北之线布防，以阻击向广州进犯之敌，并掩护市民撤退。这一个提议经讨论后取得了余汉谋的同意。他当时就用口头命令分配各师、旅、团的任务，要他们马上行动，各向指定的位置出发，准备迎击来犯的敌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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