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一心一意准备解放台湾地区的中国政府，因美军于1950年6月27日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不得不将目光转投到朝鲜半岛[1]。中国政府的底线是：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这背后的道理是：若美国一味相逼，朝鲜军队最后必然要撤到中国东北境内--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出，“战事若继续恶化，朝鲜同志不妨将武器、物资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到东北，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最糟糕不过，金日成同志可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如果此时苏联再出兵东北，则之前中国辛苦谈判取得的成果将要毁于一旦，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变得毫无意义，东北主权极可能得而复失。
最终，在苏联未派遣空军提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旧在10月19日入朝参战--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保卫东北主权之战。
再来看看同时期的美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向朝鲜宣战(6月30日)，而是由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的宣言；同时美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地区。
美国政府同样有着自己的盘算，参与朝鲜战争首先是要保证对日本的控制，其次则是要顺势打垮中国内地的新生政权，使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中，以恢复自己的在华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得知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会如打了鸡血般兴奋。除此之外，中国是一个拥有近五亿人口的大国--这就是它的“原罪”，不管它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只要它保持了统一，就有可能走向强大。也就意味着美国(同时也包括苏联)多了一个潜在的对手，会在未来和自己争夺资源。
麦克阿瑟曾宣称，要利用强大的海、空力量封锁共产中国，“摧毁它！”
[1]美国1950年6月27日入侵台海当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表示抗议；6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抗议美国干涉侵犯中国主权；9月30日，也就是仁川登陆十五天之后，周恩来又发表了一次严重警告……如果去查阅1950年6月底和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会发现中国一直在抗议的都是中国台湾事宜，而在“朝鲜”问题上并未表示要与美方为敌--如果中国真是主动要和美国交恶的话，那应该是在战争初期就出兵朝鲜，如果那样的话，麦克阿瑟根本不会有在仁川登陆扭转战局的机会。'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见《李奇微回忆录》)。这并非麦克阿瑟一个人的意思，而是美国政府中鹰派的观点。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仅仅在于力度而不在于方向，不过是一个比较谨慎，一个比较疯狂而已。后来麦克阿瑟被解职，主要也是因为指挥战事不利，而并非是因为他对华的激进主张。由此，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旦朝鲜有失，那么不但东北的主权将受到威胁，偏居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在此刺激下也必然要在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而中国的境遇将重新回到1945年战后的状态。
资本意志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美国政治决策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赢者通吃，在野者亦有利可图。”这条原则再进一步，就是国家要做一件事情，各个集团必须都有利可图，底线是不能有谁利益受损。在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之间，亦是如此。如果从几个方面判断，一件事情都有利可图，上下一心，这件事就可以推行下去；反之，则很难--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能以国家意志压制资本意志来调整经济模式是一个几乎不可重复的特例。
前面说到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都是从地缘政治或者说是国家意志角度来分析，这里不妨再从资本意志角度来看一下。前面曾提到过，美国经济在战后一度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到1951年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国家“复兴”，在控制受援国经济的同时，也为美国过剩的产能和产品提供了消费市场，受援国获得的美元贷款大部分都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食物和工业品，从而使美国的经济窘境得以暂时缓解。但这还不足以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膨胀起来的工业产能和产品全部消化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曾警告说：“1949年，世界有重新退回到30年代大萧条的可能。”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美国出现了历时11个月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峰时曾达到7.9%，GDP下降0.5%。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美国决策层内部爆发了一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争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认为“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而委员会委员凯瑟林却主张：通过扩军来为工业体系制造需求，只要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并不会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其实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的翻版。在国务卿艾奇逊和总统顾问克利福德的支持下，凯瑟林占了上风。最后诺斯选择了辞职，凯瑟林接任了主席一职。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同--这使大家都有利可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决策层来说，可以说是正中下怀。
1950年4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第68号文件，号召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实行全面的动员。正是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后来创造出了美国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使它在美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据了大到不正常的比例。这将对后世美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生态乃至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战争对经济的短期拉动效果是明显的。到了1952年，按杜鲁门的话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增加了100万以上的武装力量。现在有6100万人就业。工资、农田收入和商业利润处于高水平。我国货物和服务的总产出比去年增长了8%，大概是正常增长率的两倍。”
同样的道路，德国和美国却走出了不同的结果，这其实是因为“度”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打的都是“可控”的局部战争，没有一场是赌国运的全面战争，它的地缘环境和国力决定了它有条件这么干。
除了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创出了需求，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战后取得的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可以说，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地以印钞票的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
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地糟糕，原因是那一次它的对手叫“中共”--在苏联没有大规模直接出兵的情况下(苏联空军曾秘密参战)；在动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并纠集16个仆从国的情况下；在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18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志愿军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做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全世界因此都明白了后面的历史将是不会只由美国一家来书写的。
战后各方损益
对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而言，他们都没有“统一”掉对方，不过好在也都没被对方给“统一”了。和现在人们的印象恰好相反，在停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经济因为被纳入了由苏联所主导的“经互会”体系中，加上中苏常年给予的各类援助，经济状况其实还要好于韩国。相对北方而言，韩国就比较“倒霉”一些：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的工业设施基本都集中于北部，南部则以农业为主，再加上后来战火的破坏，自建国伊始，这个国家就面临“底子薄、基础弱”的问题。停战之后，南北双方又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到了1968年还发生过“青瓦台事件”，因此韩国的军费开支长期居高不下。这样一来，韩国可以用来搞经济建设的钱自然也就比较紧。因为缺钱，后来韩国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选择了以优惠贷款为主的模式对国内主要企业加以扶持，韩国的大企业多是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运作的，1998年金融风暴之前，韩国的几家支柱企业负债率多在300%~400%之间，这就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对中国而言，保障东北主权、保障新生政权的目标达到了。朝鲜战争之后，为了制衡美国在远东的扩张，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体系整体输出，中国由此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正是朝鲜战争让苏联相信，它的投入不会像美国援助国民党那样打水漂。最重要的是，朝鲜战争重新树立起了民族的自信心，很多身居海外的科学家选择归国投入建设，正是受了这一鼓舞。
对苏联而言，朝鲜战争牵制了美国在西方的手脚，减轻了苏联在冷战“主战场”欧洲的压力。但斯大林在远东地缘上的谋划最终没能实现，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搞“联合舰队”，其实还是想从中国得到不冻港，还是想部分恢复国民党时期苏联在华的利益，这成了后来中苏决裂的一个“起爆点”。
对美国而言，美国保住了韩国，以此为屏护，日本被牢牢地掌握在了美国手中。但同时，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的表现，也彻底断了它再次和中国正面交手的念头。后来在越南战争中，正是对中国的顾忌严重束缚了美军在战场上的手脚。而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也宣告了在台湾地区的蒋介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风”反攻大陆的美梦落空。
日本则是这场它所不能主导的战争的获益者，战争期间来自美国的订单成了日本经济重启的催化剂。更绝的是，战争停止在了“三八线”上，这对日本而言是恰到好处的：如果朝鲜半岛由北方统一，日本就是美苏争霸的前沿，那么前面提到的韩国的窘境就会落到日本人头上；如果美军一举攻占全朝鲜，日本成为美国的“后方”，那情况更糟，因为日本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按美国最初的设想，日本会被“改造”成一个农业国。朝鲜战争止于“三八线”，韩国替日本顶着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美国则在经济上给日本“松绑”，使其得以重新工业化。
抗美援朝与“斗鸡博弈”
所谓“斗鸡博弈”(Chicken
Game)，是博弈学中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两只公鸡狭路相逢，即将展开一场厮杀，此时有两个选择，两败俱伤或是一进一退。博弈论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抗的最后结果就是“只占便宜不伤命”，因为两只公鸡都负担不起你死我活的彻底冲突，在最后关头这两只鸡不会都采取进攻策略，但也不会都采取退让妥协策略。通常是一只鸡进，就占了便宜；另一只鸡退，肯定就要吃亏。在分析大国博弈时，这个模型常常会被用到。
这个模型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推论：(1)一有对抗就宣传战争亡国论、战争恐怖论来主张妥协、退让是没有依据的，大国间在一般问题的对抗上不会导致最后的生死冲突，最后总会有一方做出妥协，一味地只是宣传战争亡国论、恐怖论，实际上就等于是在逼自己人妥协；(2)主张实力决定一切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即使一方的实力比较小，但只要全面冲突能给另一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上面那个模型就成立了。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具备一定的实力，那么在合适的策略下，对抗国力强于自己的对手也是可以占到便宜的；(3)双方谁妥协都是这个模型的解，但要说双方一起妥协就共赢了，这是在自欺欺人。
在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曾扬言要使用核武器，毛泽东的回应则是，“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一句话：接着打！如今这种行为被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是战争疯子，是不顾人民安危的举动，但真实的历史是--原子弹最终没有落到中国人头上，相反中国在中美对抗中获利了，这是为什么呢？
从斗鸡博弈模型来看，双方在最后关头总会有一方选择妥协，而由谁来妥协，则取决于双方的决心与勇气，谁显示出的决心更加坚定，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所谓斗鸡博弈，说白了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并非是什么血气之勇，而是真正基于冷静、理性的思考，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博弈大师。
当然，要表示决心，并非是口头说说就可以了，一个无法让人信服的威胁是无效的。而口头的威胁是否会被对方相信，则取决于说话的一方之前的“信誉”。中国在1840年以来一直是在被动挨打，这就是说这段时期中国的“信誉”非常糟糕。中国政府之前曾反复警告：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出兵，但因为之前的“信誉”极低，这个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无效的，所以美军才会毫无顾忌地推进到鸭绿江畔，中国才不得不出兵。从这个角度说，抗美援朝也是为今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博弈储备了“信誉”。后来越南战争爆发，基于朝鲜战争所建立的“信誉”，中国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美国就必须视这是有效的威胁，不能越雷池一步。通俗来说，朝鲜战争就是中国给美国的一个“下马威”，有了这个教训，美国在以后判断中国的举动时就会理智得多，这样反倒对中美都有好处。
总之，言战并非就是冲动或是“愤青”，言退、言妥协也并非是理性和冷静。这个道理，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同样适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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