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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肃反”干将竟是真正的国民党特务(2)

段德昌死前,曾将于谦的《石灰吟》抄贴在自己被囚禁的石洞中,以抒其怀。
     后来,有位当年的目击者樊哲祥,在1980年11月接受调查组采访时回忆说:“段德昌是一个常胜将军,我跟他当过随从参谋。他只比我大两岁,如果不被夏曦杀掉,可能是元帅,许光达是他手下的师长,也是大将嘛。杀段德昌,还开了公审大会的,枪毙时,好多战士、代表都在场。我们不敢哭出声,因为夏曦在场。后见贺龙哭出了声,我们才敢哭,一下子都在哭啊!”
     段德昌不死,“可能是元帅”。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1年7月1日,在建党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致词时特意提到了段德昌,追思这位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1989年11月,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宣布,段德昌为中共33名军事家之一。这33人当中,除了段德昌,还有许继慎、曾中生。他们三人都是被错杀的,也是“可能是元帅”的人选。
    国民党特务居然掌“肃反”生杀大权
     深悉党内左倾危害的谢觉哉曾在日记中回顾“苏区肃反”,他十分痛惜毛简青、柳直荀、段德昌等人的被冤杀,又回忆当时在湘南、湘鄂西、柳州等地的左倾暴动,手段竟有滥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之内全部烧尽)、强迫群众当兵,以及“对党外一切打倒,对党内也谁都不信”等。谢觉哉认为,那些“左倾幼稚”者是“孩子气不懂事,敢于冒险,称里手,十多年来不知给了革命多大损失,我们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闯祸太大又太多”。当然,其中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如夏曦等人,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夸夸其谈,而这些人“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
     夏曦后来因溺水无人相救而死。离奇的是,此前为夏曦所器重的掌握“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原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潜伏”者。1933年初夏,红三军侦察连在执行任务时捕获了敌人的一个秘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交给他的机密情报。敌探供认他已好几次与姜琦秘密接头,并获取了红军的大量军事秘密。侦察连连夜将敌探与姜琦的亲笔信交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堂会审”,证明姜琦确是奸细。当时夏曦十分尴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得命令将姜琦抓获。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必无生还之路,企图乘夜逃走,结果被看押的战士击毙。
    可惜段德昌没有看到这一天。
    周逸群、柳直荀被害之谜
     说起来夏曦也是老革命了,他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益阳人)兼老同学(长沙湖南一师),以及老同志(湖南“社青团”成员、“新民学会”成员、“俄罗斯研究会”成员)。在湖南,夏曦的地位与郭亮相仿。毛泽东早年在湖南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夏曦也几乎无役不与。1921年中共成立不久夏曦就由团转党,后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一大”,是见过列宁的中国人之一。此后夏曦从事革命活动,活跃于湖南等地;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共“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再后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喝了洋墨水,在思想和组织上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俘虏。斯大林和米夫等投放在红色中国的“潘多拉盒子”,就装有回国的夏曦。
     民主革命时期的“小文革”--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斗争干部”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登台,夏曦也再次进入中央,且不久派赴洪湖根据地,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从此执掌当地大权。他大力推行左倾方针政策,如彻底分田(特别是针对富农)、冒险军事进攻、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乃至执掌“肃反”大权(此前邓中夏在当地也有重大失误)。而他所祸害的革命英杰,除了段德昌,据说湘鄂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周逸群(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也是死在他手下,不过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周是遭国民党军伏击而牺牲的。
     原来夏曦到了当地之后,敏感地觉察出自己在军民心中的地位并不巩固,而周逸群和段德昌却拥有很高的威望,于是借口湘鄂西特委与中央分局重叠,撤销了湘鄂西特委,将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打发至洞庭湖开展工作。不久,夏曦又担心周开辟了洞庭湖的根据地,会与贺龙和段德昌串通,使自己的中央分局书记被架空,于是又指责周“分散兵力”,是“右倾逃跑主义”,责令其回来汇报工作并检讨。
     1931年5月20日,周逸群在归程中突然遭袭,中弹牺牲,当时护送他回程的许多战士也大多战死。是年,周逸群仅33岁。此后记录此事的史书常说周是遭敌军伏击而牺牲。不过,也有人以为周的死是一个谜团,或是被叛徒所出卖,等等。后来还有人以为,就是夏曦设局,暗算了周逸群。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是不太可能了。
    与段、周相类似的,还有柳直荀。
     毛泽东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的“杨”指杨开慧,“柳”则是毛泽东所赠诗词的李淑一的亡夫柳直荀。以前收录了这首词的书,在注释时都说柳直荀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或是语焉不详的“遇难牺牲”。柳直荀牺牲的真正原因,其实也是苏区内部的“肃反”。
     柳直荀是著名的湖南老革命(1924年的党员),他与李淑一结婚是杨开慧促成的。北伐革命时,柳直荀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和省农协筹备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柳指挥农民自卫军奋起抵抗叛军,并成立农军指挥部,电令各地工农武装反攻长沙,他任总指挥。此后又参加南昌起义,历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长江局秘书长、中央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1930年4月,柳奉命至洪湖根据地开展工作,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兼红六军团政委),配合贺龙总指挥、周逸群政委创立并扩展根据地,后又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等。1932年9月,在夏曦开展的“肃反”中,柳直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时年仅34岁。
     也是夏曦老乡兼同志的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亦是延安“十老”之一),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家(早年他在湖南“一师”代课,与毛泽东等相识),深悉党内左倾的危害和顽固。曾亲身经历这些革命往事的他,后来特别关心民主、法制、统一战线等问题,也特别警惕在革命队伍中积蓄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等不良习气。
    由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三人之死,及夏曦的例子,再看以后诸多事例,不由让人感叹历史的代价格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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